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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教育的問題，我想從多數(shù)人認可的教育觀念開始。中國的家長或教師，對子女或?qū)W生的要求，大致都認同如下教育觀念：子女或?qū)W生要學好知識，要學有用的知識，最終要成才。今天，我想對這個多數(shù)人贊同的、聽上去理所當然的教育觀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這個教育觀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個基本問題，即"學什么"，"怎樣學"，"為什么學"，也就是關(guān)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個問題。

清華經(jīng)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

中國學生

普遍缺乏好奇心，是后天的教育把他們原始的好奇心磨滅了。名校畢業(yè)后，最后悔的是功利心越來越強，沒有保持對知識的應(yīng)有的敬畏和好奇，尤其是那些看似沒用的人文學科。

"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這個命題并不是我最先想出來的。

1939年，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哈潑斯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無用’知識的有用性"。

在這篇文章中，弗萊克斯納對柯達公司創(chuàng)始人柯達先生認為"馬可尼發(fā)明的無線電收音機是最有用的發(fā)明"這一觀點提出疑問，認為麥克斯韋和赫茲的理論貢獻更加有用。

他寫道：雖然麥克斯韋在1873年發(fā)表的電磁理論完全是抽象的數(shù)學，赫茲在1887年對他做的電磁波實驗的實用價值也毫不關(guān)心，但是這些看上去"無用"的研究卻為后來有用的發(fā)明奠定了基礎(chǔ)，沒有他們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來馬可尼的發(fā)明。弗萊克斯納寫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無用"的知識。

再舉一個工程中的例子。

這是喬布斯十年前在斯坦福大學畢業(yè)典禮上自己講的故事。他在當年大學一年級輟學后并沒有離開學校，而是聽了一些自己感興趣的課，其中一門是美術(shù)字課。這在當時看來完全無用的課，在十年后他設(shè)計電腦上的可變字體時發(fā)揮了作用。

喬布斯這樣說："如果我當年沒有去上這門美術(shù)字課，蘋果電腦就不會發(fā)明這么漂亮的字體；又由于微軟視窗是照抄蘋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個人電腦上就都沒有這樣的字體了。"

以上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對知識有用性的認識不能過于短視。當然，短視在全球都是一個問題，不過在我們中國人中尤其突出。

我們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見影式的馬上有用。我把這種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義叫作"短期功利主義"。短期功利主義使得我們把知識的"有用性"局限在極其小的范圍內(nèi)。

短期功利主義在教育中很嚴重。比如，大學中人文類的專業(yè)和課程不受青睞。又比如，學生在選課前總要先考慮這門課對找實習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畢業(y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校友們，對他們在大學時期所上的課的評價，卻與在校生很不一樣：他們感到遺憾的是，當時學的所謂有用的課在后來變得如此無用；同時又后悔，當時沒有更多地去學那些看上去"無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課，比如一些人文、藝術(shù)、社會科學類的課。

有許多原因，使得畢業(yè)時間較長的人對知識"有用"的看法會基于更加長遠的考量。

首先，知識發(fā)展得快，過時得也快。許多在大學里學的知識雖然一時有用，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就變得過時了；其次，多數(shù)人在一生中要更換多次工作和專業(yè)，他們后來從事的工作與他們早年在大學選擇的專業(yè)不一樣，甚至相距甚遠；再次，人們預測未來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

喬布斯這樣反思："在我念大學時，是不可能把未來的很多點連接起來的。但是在十年之后，當我回頭看時，是如此的清晰可見。"

"好學"比"學好"更重要

"好學"是懂得怎樣學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別要強調(diào)好奇、好問、好思這三點。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創(chuàng)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始推動力。多年前，四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到清華理學院與學生座談。當被問及什么是科學發(fā)明最重要的要素時，他們沒有選擇基礎(chǔ)扎實、數(shù)學好、勤奮、努力這些學生們提出來的選項，而是不約而同地說到了好奇心。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天才都說："我沒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學的第一要素，好學源于好奇。然而，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學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進一步的猜測是，人生來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滅了。

好奇往往導致好問，而好問是質(zhì)疑既有知識、探求未知的起點。但是，我們面臨的情況是，學生不好問，也不會問。我們不僅不鼓勵學生質(zhì)疑老師，還往往對那些喜歡質(zhì)疑的學生產(chǎn)生負面印象。我們的應(yīng)試教育制度是不鼓勵提問的：獲得標準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績，而提出問題不僅對獲得好成績沒有幫助，而且還有害，因為它讓你不相信標準答案。

中國學生回到家里，家長會問："你今天學到了什么新知識？"據(jù)說，猶太學生回到家里，家長問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問題？"甚至還接著問，"你提出的問題有沒有老師回答不出來的？"

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說："懷疑和爭辯是猶太文明的特征。這是一種懷疑和爭辯的文化，一種解釋、反解釋、重新解釋、反對性解釋的開放式自由問答游戲。這是一種善辯的充滿爭論的文明。"全球猶太人總數(shù)只有1000多萬，還沒有北京市人口多，而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猶太人以百計。這或許與他們的好問有關(guān)。

好思則是好學的核心。

17世紀的數(shù)學家、哲學家笛卡爾——就是發(fā)明坐標系的那位法國人——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為人存在的根本價值。愛因斯坦把思考作為大學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在于了解多少事實，而是訓練大腦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獨立思考。只有獨立思考，才會有創(chuàng)造性思考，才會有批判性思考，才會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彼得·蒂爾在《從0到1》這本書的一開頭，就舉出他在面試候選人時經(jīng)常提出的一個問題："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英文原文為："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絕大多數(shù)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說明那些與"共識"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獨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真正的好學生，是"好學"的學生，是具有強烈好奇心的、好問且能問出有意思問題的、還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這種"好學"是一種可以伴隨學生一生的有關(guān)"怎樣學"的能力。（來源：《大學的改革·第一卷》節(jié)選 作者：錢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