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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應邀去某高職院校作學術交流。茶歇時間，閑逛到會場附近的一個教師辦公室，恰遇一位中年女老師在跟一男生“談話”，大體是這名學生上個月連續9次逃課，都被指紋考勤機記錄在案，老師此次約談，主要是預警和誡勉，所以語氣一直比較溫和，近乎那種苦口婆心的感覺。 但從雙方“互動”的情況看，學生好像并不怎么配合和領情。
果然，就在我準備轉身離開時，那名男生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叫了起來：“我真受夠了！都上大學了，我還不能逃課？”說罷，頭也不回地摔門而去。一時間，我被這句來得十分突然而又非常奇葩的反問給驚呆了。
接下來的學術交流，我都沒能集中心思參與，我在反復揣摩“上大學”與“逃課”之間有什么必然的邏輯關系？ 會后，我懇請那位老師幫我找到了那名學生。小男生長得眉清目秀，臉蛋有棱有角，渾身散發出桀驁不馴頗有主見的特質。經老師介紹，這名學生成績不算差，屬于中上游的那種大眾化學生，平時的表現也比較好，在同學中有一定的“氣場”，老師和同學都比較喜歡他，但他今天竟然說出那樣的話來，而且態度很不冷靜，實在令人感到非常意外，她甚至懷疑是不是所有的90后孩子都這么任性沖動？ 經與小男生交流，我了解到，男孩的父母都是中學老師，從幼兒園到小學再到中學，他都是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在既相同而又大同小異的校園里長大，聽課、做作業、考試、比分數是常年不變的“任務”和公式，容不得他越雷池半步。
高二上學期，他曾因為厭惡這種一成不變的學習生活，與同班同學謀劃過一次出逃，后被找了回來，訓導了好久才又步入正軌。中學6年，他一直學習得很不快樂，甚至認為自己最終只能考上高職而沒上本科，也是因為心情壓抑所致。所以，他一直盼望著上大學以后，能夠過上自己想要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好不容易進了大學，卻還要上課點名，甚至以不讓“及格”相要挾，這讓他徹底不能接受。 關于為什么要逃課，小男生給出的答案是，他要去聽另一位老師的課，有時也去隔壁學校蹭自己感興趣的課，或是自己一個人躲到圖書館里自習。“我們那個老師講得太無聊了，從頭到尾離不開‘背書’、讀教材，課堂的信息容量還沒有我們學生知道得多，遠不如自己看書效率高，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重點章節跳著看，看不懂的查百度、上知網”。
面對這樣的學生，事先準備好的許多說詞顯然都無法派上用場，我只好硬著頭皮勸告他，高校的人才培養計劃都是許多教育專家們經過周密論證的，體系完整，科學性強，有利于培養學生終身發展，等等。 蒼白無力地說著這些連自己也無法自信的搪塞之詞，我不禁陷入沉思。這名男生說得對嗎？全國的大學生中，像他這樣“叛逆”的學生會占多大比例？相比那些整天乖巧聽課、一字不拉記錄老師筆記而最終考得高分的孩子，誰才會成為創新人才的苗子？ 客觀地講，所謂的“逃課”，只不過是師者強加在學生頭上的單方責詞而已。準確地說，站在學生的角度，這種“逃課”應當叫做主動“放棄聽課”，或擅自“放棄聽課”，說得更正能量一些，應當是聰明地“選擇”聽課。
然而，現實生活中很少有老師會與學生換位思考，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對學生大聲斷喝：“竟敢不聽我的課！哪里逃？”于是，“逃課”之說便從原本的“翹課”中脫穎而出。而老師們對付學生逃課的絕招、損招也層出不窮，諸如頭尾兩次點名、拍照、簽名、蓋章、放置席位卡，等等，不一而足，令人目不暇接。 回溯大學生們的學習歷程，從小到大都在“升學”的指揮棒下被灌輸指定的內容，千差萬別的個體都被飼喂同樣的“食物”，進而造就了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缺乏必要的生機和創新。如果說中小學面臨眾所周知的升學壓力，或者美其名曰“讓尚不懂事的孩子強制入軌”，學生必須按規定上課，那么到了大學，我們還不應該給他們以選擇的自由？ 筆者并非說跟著老師聽課的學生就不會有出息。現實的問題是，很多高校普遍流行“教授不上講臺，副教授工作爭表現，講師上課掙工分”“教而優則仕”等“行規”。名義上各個學校都說實行課程改革，實際上一些學校還是換湯不換藥，無用的課照開不誤，照本宣科、滿堂灌的教學方法也沒有半點變化。
老師如此混課時，最終利益受損的卻是無辜的學生，而且還平白背上“逃課”的罪名，甚至承受毫無緣由的處罰。而現實生活中，真正能夠上好課的優秀老師，根本用不著點名，不擔心學生逃課，相反還會吸引許多“非門生”慕名前來蹭課，倒是那些對自己授課越不自信的老師，越是想方設法通過各種各樣的“點名”方式來“扣住”學生！ 教學、科研、社會服務是大學的三大功能。同理，大學生的使命也不能單一，其成才路徑也有多樣選擇，不能一味局限于認真“聽課”。在制度層面賦予學生選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學習時間的自由，容許他們“逃課”，才是高校教育教學管理改革的方向。或許，他們逃掉了“沒用的”課、不感興趣的課，節約時間自主學習，反而會有更多、更全面、更具體的收獲。王壽斌（作者系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教授，黨委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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