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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發展，“市場需求”發生變化，一些專業由熱轉冷，一些專業不復存在，同時一些新專業不斷涌現。順著時代的脈絡，不難發現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專業都有著各自鮮明的烙印，向后人訴說著那個年代獨有的記憶。

　　26歲的許寧目前正在法國標致雪鐵龍集團（PSA Peugeot Citroen）實習，今年10月他將取得自己的第二個碩士學位。2006年以出色的高考成績進入中國某重點大學化學系的許寧在大一結束時選擇轉系，投身于就業前景更為樂觀的傳媒專業。同時，他將金融學作為自己的第二學位，希望為將來找工作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到大四需要確定畢業出路的時候，許寧意識到掌握一項技術才能使自己在就業市場更具競爭力。于是，他決定前往法國繼續深造，而這一次他選擇從傳媒專業轉向信息技術。

　　憑著自己過去打下的一點理工科基礎，以及在法國的刻苦努力，2013年他終于成功取得了嵌入式系統與信息處理專業的碩士學位。然而此時，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國大學畢業生卻在國內經歷著史上“最難就業年”的洗禮。許寧不斷向同學打聽當時的就業情況，盤算自己的下一步發展。也是在這個時候，“大數據”這個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媒體口中，以大數據為名的熱銷書接踵而至，而從制作到營銷都運用了大數據分析的美劇《紙牌屋》的熱播更是讓人們看到了這一技術的應用前景。于是，許寧毅然決定讀第二個碩士專業——網絡與數據挖掘。他與本文作者交流時說，“這樣以后找工作更容易”。

　　許寧的經歷并非這個時代的特例，大學生奮不顧身地追逐著所謂的“熱門”專業，努力為將來的就業創造坦途。然而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在“大數據”還沒有出現的時候，人們追隨的又是怎樣的“熱門”？

　　學習蘇聯老大哥

　　家住四川的王晨明老人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走入校門的大學生之一。她向本文作者回憶，在那個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年代里，法律和政治是相對比較受歡迎的專業。一方面，這些專業能夠幫助有志青年實現自己的政治夢想；另一方面，這一領域的收入相對穩定。

　　但這些并不是王晨明所期待的發展。中學時，她曾在雜志上看到一些關于修橋、建水壩的圖片，工程師自豪地英雄般昂首站在橋上。這樣的畫面給王晨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很向往那種參與祖國建設的成就感。“想干大事”的種子從此埋進了她的心里。而在那個大學生鳳毛麟角的時代，進入大學似乎也預示著能夠成就一番大事。

　　報考大學的時候，王晨明選擇了土木工程專業。然而系里的教授面試新生的時候向王晨明坦言，作為報考土木工程專業的唯一一名女生，她在今后的實習實踐中可能會有諸多不便。系主任建議她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是否考慮轉去其他專業。思考了許久以后，王晨明決定轉入農業化學系學習農產品加工。用她的話說，“還是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而中國在當時也正需要這個領域的人才。

　　1950年中國與前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隨后中國在教育領域和前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但有關統計顯示，1949年全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學生人數只有區區11萬，其中工學院畢業生每年連1萬人都不到，根本無法滿足國家工業建設，特別是重工業發展的需要。為此，中國采取了包括院系調整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強工學人才的培養。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愿報考工、管、理；第一志愿報考文、法、財經、教育的考生占總人數的22.25%；報考醫、農的考生占總人數的23.88%。國家對工學培養的重視使這一領域成為很多青年人向往的發展方向。同時，“重理輕文”的傾向也悄然形成。

　　此外，在中國借鑒蘇聯的教育經驗建立全新教育體制的同時，俄語教育也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序幕。根據條約，蘇聯政府派遣了大批援華蘇聯專家來協助我國進行經濟建設，社會各部門亟待補充大量高水平的俄語翻譯。各地紛紛建立俄文專科學校，或者在綜合性大學設置俄語專業。據王晨明回憶，當時的俄語熱一下子在校園中彌漫開來，一些原本由英語教學的課程也都改為俄語教學。據統計，1953年到1956年，全國俄文專科學校及綜合性大學俄文系共招生12000多人。這一數據尚不包括高等師范院校及各業務部門所辦俄文學校的學生數和教師數。然而，隨著五十年代末中蘇關系的走低，全國俄語教育規模開始收縮。1957年全國開始動員在校俄語專業學生改學其他語種，同時規定俄語專業暫停招生一年。一些俄語專業的學生在此時轉而學習英語。到1959年，最初成立的俄文專科學校相繼改為外國語學院，同時開始招收其他語種的學生，俄語專業學生人數逐漸減少。就這樣，五十年代“俄語熱”宣告結束。

　　跟著感覺走

　　1977年恢復高考，學生報考大學在專業選擇的考慮與五十年代相比有一定的變化。1977年，數學家陳景潤論證世界數論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獲得重大成果。這一研究成果引起國內外高度重視，陳景潤刻苦鉆研科學的精神被大力宣傳。學科學、講科學、用科學在青年中蔚然成風。

　　另一方面，經過十年的停滯，大學教育給無數學子帶來了新的希望。這些走進大學校門的精英們在努力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在選擇專業的時候似乎也更隨意。197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學的張笑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無線電專業。說起當年的想法，張笑對本刊記者坦言，“那時候半導體很貴，自己也買不起。我就想著，學無線電的話，就能自己組裝一臺半導體了。”

　　那時中國處于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經濟剛剛起步，許多單位都亟須大學生人才加入進來。國家對大學畢業生實行統一分配制度，并且根據各地的物價水平制定統一的薪資標準。因此，學生并不會為了追逐未來的高薪而扎堆兒學習某個專業。當年基礎學科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仍然十分神圣。據張笑介紹，因為所學專業對畢業后的薪資并沒有直接影響，所以很多人更想通過學習難度較大的基礎學科來證明自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讓中國意識到發展技術是擺脫貧困與落后最主要的出路，因此更加注重理工科人才的培養。

　　謝華芳1981年考入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現為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學習水利專業。說起當年的選擇，她向本刊記者坦言，無論是學校還是專業都和她最初的想法大相徑庭。“我們那時候掌握的專業信息、知識相比現在要少得多。當時電視還沒有普及，更不要說網絡了。我們對書本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所以當時報考專業的時候主要是高中班主任幫著做選擇，自己的能動性發揮得很少。”因為當時信息匱乏，學生很難了解到哪些專業報考的人比較多，甚至對一所學校給每個地區多少名額都一無所知，因此大多只是跟著感覺走。成績一直十分出色的謝華芳原本希望進入當時的華東紡織工學院(現東華大學)學習服裝設計，用她的話說，“也談不上感興趣，只是覺得女孩子學服裝設計比較適合，再加上老師也是這樣建議的。不過對這個專業的了解其實不多”。后來意外被調劑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的時候，多少有些遺憾，但也僅止于此。“畢竟對兩所學校都不是很了解，當時能上重點大學還是很高興的。”謝華芳表示，對專業和學校真正有所認識，已經是入校以后的事情了。

　　從經濟到計算機

　　1980年，鄧小平提出八十年代中國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其中第三件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四個現代化，集中起來講就是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經濟建設成為國家的核心任務。國家對經濟人才的需求促使經濟專業成為越來越多大學生的選擇。

　　陳遠1983年進入某財經類大學學習工業經濟專業。據他回憶，這是僅僅開設了兩年的新專業，培養的方向是從事工業企業的經濟管理。雖然當時同樣存在信息匱乏的情況，但陳遠填寫專業申請時對這一專業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們專業當時被稱作‘廠長的搖籃’，所有工業企業的基本知識和原理我們都要學習。”他很清楚當時社會對這一方面的人才需求，并且在心中大致規劃了自己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陳遠很喜歡文學，也想過將來當個作家。但是和很多人一樣，在社會發展潮流面前，陳遠放棄了自己的愛好。他對本刊記者坦言，“當時財經的發展勢頭正好，老的專業和新的專業都有。恰逢當時社會需求很大，所以我就報了這個專業。雖然愛好文學，但想著學了經濟將來能夠報效國家。當時想的還不是賺大錢，就想著為國家做點貢獻。”

　　在陳遠就讀大學的四年時間里，社會發展很快。畢業后的他們也發現，現實并不像當初想象的出來以后就當廠長。如今，他的同學有從事會計的，有當銀行行長的，有在保險公司的，有進入廣告行業的，而他在留校任教多年后也開始下海經商。現在回想起來，陳遠笑著說道，“大學畢業出來就當廠長這種想法太過浪漫了。”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財會、金融等專業受到大學生的青睞。同時，帶有“國際”或“對外”二字的專業開始在大學中走紅，而這與當時國家一系列的外貿體制改革、外匯體制改革以及鄧小平南巡重要講話都密不可分。這些改革舉措和重大事件使得國內開放型經濟的成分越來越大，開放度越來越高，從而直接導致涉外型專業的火爆。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等專業一時間吸引了無數考生報考。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熱門專業的接力棒又傳遞到了法律、計算機、建筑、生物等專業手上。曾任南京大學學工處副處長的趙清表示，當時法律方面的人才非常緊缺，像律師事務所、公檢法等單位都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因此，南京大學法律專業的錄取分數比學校本身的分數線高20分以上。另一方面，當年計算機專業的紅火同樣令人印象深刻。一位1995年進入大學學習工業自動化的畢業生向本刊表示，計算機是當時非常熱門的專業，錄取成績也相對更高。當初如果自己成績符合要求的話，一定會選擇計算機專業。

　　就業是第一風向標

　　21世紀之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有機會走進大學。同時隨著電腦和網絡技術的普及，信息的快速傳播使得學生和家長對熱門專業有了更多更及時的認識，在報考時目標也更明確。根據搜狐-麥可思-高考志愿填報研究（調查時間為2014.4.24—2014.4.29），考生和家長選擇專業的首要原因是“該專業找工作容易”（考生：36%，家長：38%），其次才是“興趣愛好”（考生：24%，家長：32%）和“該專業收入較高”（考生：18%，家長：17%）。不難看出，就業已經成為影響學生選擇專業的最主要因素。

　　2003年進入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徐信研原本希望學習語言類的專業，但家人認為這樣的選擇會使未來工作出路過窄。在長輩的勸說下，俆信研最終選擇了就業率聽說相對更高的“復合型專業”——國際經濟法。大四的時候，俆信研參加了公務員考試，并在畢業后順利進入當地的政府機關工作。她對本刊記者坦言，原本是為了更好就業而放棄了自己喜歡并擅長的語言專業，結果目前的工作和后來所學的專業沒有任何關系。想到這里，俆信研不免有些遺憾。

　　麥可思對201５屆大學生畢業半年后的調查研究顯示，上世紀九十年代成為熱門專業的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國際經濟與貿易以及法學專業仍然位列畢業生比例較高的前五十位本科專業榜單之中。同時，法學曾連續６年被列為“紅牌專業”，但今年已轉為“黃牌專業”；而計算機科學與技術也曾在2009至2011年連續被列為“紅牌專業”。從工作與專業相關度的最新數據來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畢業生從事相關工作的比例為70%，其余兩個專業都僅有不足六成畢業生從事的工作與專業相關。不管是社會需求的飽和，還是培養質量的不足，那些未能從事與專業相關工作的畢業生當初選擇專業的美好設想似乎也不得不在現實面前煙消云散。

　　“熱門專業”不應是合理現象

　　透過對這半個多世紀的熱門專業的梳理，不難發現專業的“冷熱”與時代背景、社會需求、高考招生規模，以及考生和家長的偏好都密不可分。然而，無論是為了國家建設還是個人利益，學生盲目地一窩蜂撲向一些看似有發展的專業，對于大學培養都不是一個積極健康的現象。理想的狀態似乎更應該是學生能夠自由選擇自己真正想學的專業，而不會被未來的就業壓力逼迫著不得不投奔有“錢”途的專業。盡管在國家包分配的八十年代，學生確實不必擔心就業，能夠根據自己的想法大膽選擇，但那時的他們卻沒有機會搞清楚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方向。在實際進入學校學習以前，很多人對自己將要學習甚至工作終身的領域完全沒有概念，只能憑著一時的感覺摸索前行。

　　香港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程星曾經提到，他的女兒在美國上大學，前兩年不需要確定專業。學校這樣的做法給了學生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去探索，明確自己的方向。除此以外，靈活的轉系制度也能夠讓學生獲得專業選擇的第二次機會，而不會在被逼無奈的道路上舉步維艱。在信息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使每個學生都清楚自己發展的目標并獲得足夠的支持才是學校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