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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打破原有行政班界限的“走班”，一面是突破原有課程設置的“選課”，在北京十一學校“一人一張課表”的經驗經媒體報道而被“放大”后，“選課走班”已然成為教育領域的“熱詞”。
2014年，上海、浙江率先扛起新高考改革的大旗，其后北京、天津、廣東、福建、湖北、遼寧等多個省份也分批次發布新高考綜合改革方案，今年除西藏和新疆外，其余省份全部進入新高考。盡管從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我國的高考制度不斷調整變革，但自2014年啟動的一輪新高考改革，無疑是最深刻、最系統的一次。
對已經步入或即將實施“新高考”的省份而言，“選課走班”已成為當地高中改革繞不過去的關節。
只是，選課如何選，走班怎么走？對許多習慣了固定班級授課的學校教師而言，觀念的固化、條件的制約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改革大輪前行的掣肘。但是，“滿足學生選擇權和學習權”的理念卻像一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逐漸從人們的心中“長”了出來。
既然方向錯不了，“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成為許多高中當下的選擇。如今，距離上海、浙江“第一個吃螃蟹”已過去8年，形態各異的高中“選課走班”是否達到了各自理想的狀態？
“難開的班，難選的課”
河北省邢臺市第三中學語文教師韓瀟還記得，在學校開會時首次聽說“選課走班”，第一反應是“感覺很麻煩，搞不清楚自己該干什么”。
遼寧省曾經進行過多次高考政策的調整，不少教師經歷過“3+2”“3+大綜合”“3+小綜合”等三次不同的高考改革模式，當新一輪高考改革來臨時，當地也有一些教師認為“似無必要”，因為“教育需要長期穩定的模式才有助于培養人”。
迷茫與不理解，是最初不少高中教師面對新事物的共同情緒。
但改革是必經之路。2014年2月，教育部專門將新聞發布會現場搬到北京十一學校，推薦這所學校的教改經驗。
“全校有4174名學生，就有4174張不同的課程表。沒有固定班級，沒有固定教室，一學期有兩周沒老師沒作業……而學生的滿意度卻超過90%。”在許多陷入“拼時間與汗水”的高中眼中，這樣近似烏托邦的景象似乎遠在天邊，而今卻近在眼前。
“北京十一學校是新世紀以來眾多推進課程改革、實施素質教育的普通高中學校的代表和典型。”教育部相關負責人的這番評價，更是掀起了全國高中前往“取經”之風。
理想豐滿，現實卻骨感。在陸續推進新高考改革的途中，不少學校都被“選課走班”所困擾——畢竟，不是所有學校都是北京十一學校。伴隨著走班制而來的學校管理的變革、課程設置的變革、教學評價的變革，對許多學校來說都是巨大的挑戰。
“如何考核和激勵教師？如何管理和評價學生？如何確保教育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不斷提升？”山東省濟寧一中校長李巖向記者表示，推進選課走班，最大的困難是教師調配、教學設施配置。
研究表明，在實行走班教學時，各種教學資源匹配一定程度上受高中學校規模和教學資源的制約。學校規模大、教學資源相對充足的學校，會具有更大的調整空間；反之，學校規模小、教學資源緊張，走班和排課就會存在較大的難度。
北京市大峪中學在實施選課走班時就遇到這樣的難題，該校2019級“1+3”的選科數據里，有一個選考科目組合僅有一人選擇，學校為這個學生單獨開設一個班——這是一個只有1個人在上課的班級課堂。
“對比言之，過去一位教師教學至少要面對30人的學生，選考科目開始后，一個走班的課堂只有20人左右是比較常見的。相反，對于熱門的科目會出現課堂里超過45人的現象。這一‘冷’一‘熱’的變化，教師的工作量差別還是很大的。”大峪中學副校長王金杰表示。
在一些省份，選考科目開不齊的現象同樣難以避免。以實施“3+1+2”新高考方案的某省為例，一份調查數據顯示，當地高考科目12種套餐全部開齊的學校占比僅為6.36%；仍然有3.64%的學校按照傳統文、理分科方式只開設了2種固定套餐；大多數高中學校開設了4至9種不同的課程套餐，其中提供4種套餐的學校占比最高。顯然，這與新高考改革的精神還是有所偏差。
即便在課程開齊的地區，面對種類紛繁的選科組合，學校還面臨著排課艱難、無從下手的處境。而選課走班后，如何改革既有課程體系也是一大難題。
山東省從2018年進入新高考，威海市第四中學語文教師宋麗秀向記者表示，在選課走班之下，需要學校重新搭建課程框架，統籌三年課時安排，注意課程之間、年級之間教學的均衡性和學科學習的可持續性。“在分層教學的挑戰下，教學內容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應有所差異，需要思考選考科目和學業水平考試科目相同知識點的處理，需要思考不同層次班級學生的教學目標和學生的基礎及接受能力。”宋麗秀說。
唯一的“答案”
“在孩子上高中之前，我查詢了上海多所高中關于分班情況的介紹，當看到上海浦東復旦附中分校的‘走班制’時，我一下子被吸引了。”上海浦東復旦附中分校學生鄭坤家長劉麗欣曾經一度為孩子進哪一所高中發愁。
“孩子在學習過程中，總歸有她的優勢學科和弱勢學科。如果能走班，孩子就可以選擇去她能力相對應的班級。”劉麗欣這樣解釋對分層走班的理解。
2022年，教育部印發《普通高中學校辦學質量評價指南》，要求“切實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強化評價結果運用，推動樹立正確政績觀和科學教育質量觀”，并明確提出“深入推進育人方式改革，完善選課走班教學組織管理”。
無疑，不論就政策導向而言，還是在更豐富的課程與更自由的選擇面前，大多數人都認識到選課走班的優勢不言而喻，選課走班的趨勢不可阻擋。只是面對不小的阻礙，高中學校該如何破局？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順勢而為”。其實，新高考改革在分批推進過程中給了絕大多數高中不短的“緩沖”時間，不少學校早已“未雨綢繆”。
“河北省2018年進入新高考，但我們在2015年就開始進行探索，率先在英語和數學兩個學科試行分層走班教學。在2018年選課走班伊始，學校利用每周班會課進行學生生涯規劃教育，主要包括生涯喚醒、生涯適應、性格探索、生涯自主、選科決策等方面，為學生選課做好科學引導。”河北省邢臺市第三中學副校長張利青說。
信息技術的使用讓原本復雜的排列組合變得輕松，在很大程度上讓選課走班變得不再像想象中那般復雜。以內蒙古阿拉善盟為例，此前該地區曾認為新高考后教室會出現短缺情況。但隨著選課走班系統的使用，阿拉善盟通過收集的學校基本資源情況和學生選課組合情況，以正式課表數據做支撐，通過智能分班系統把課表數據與教學資源結合起來，經測算，當地大部分學校增加較少的教室就可以滿足走班教學。
信息技術的普及，讓制約走班教學的排課、選課硬件不再是難點。與此同時，對學生與教師評價也因著“一人一課表”可以實現個性化評價。
大峪中學實施選課走班后，學校加大了對政、史、地、理、化、生等科目教師的培訓和管理，逐步實施導師制度。同時，為了解決選課走班后課表難以安排和學生出勤管理難以統計等難題，學校為每個教室都安裝了電子班牌，并使用一人一課表的排課系統為每個學生設計了專屬課表。
“這一系統能幫助學校對學生選課走班過程中的‘打卡’情況有了清楚全盤的掌握，并把數據實時反饋給行政班的班主任和教學班的教師，實現了兩個環節之間的無縫銜接。”王金杰說。
在沈陽市第二十八中學，學校為每一位學生配備成長導師，導師負責思想上引導、學業上輔導、心理上疏導和生活上指導等工作。導師全面關注學生的個性特征、學科成績、學習興趣、認知水平和學習潛能等，引導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等進行選擇。
當然，培養新高考改革背景下教師研究課程、參與課題的意識，更是成為推進學校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一個著力點。
隨著選課走班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江蘇省新海高級中學發現，原有的課程已經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課程需求。為此，學校根據課標的要求，打破原有課程體系，為學生選課走班提供了精神培育課程、學術成長課程、技能養成課程等八大類課程資源。
“選課走班下的課程體系突破了學科與學科間的隔閡，打破了單一學科的制約，使課程融入了學生高中生涯的始終，并為其未來人生規劃奠定了基石。多學科交叉使得課程變得更具創造性，也更符合學生的個性需要。”新海高級中學教學部主任唐寬義說。
威海四中為了更好地應對選課走班制的教學模式，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該校教師不斷創新課題研究形式，把教學實踐中的小問題、小技巧、小想法提煉成小課題進行研究。同時實施大閱讀工程，讓學校每位教師都給學生推薦閱讀素材，包括學科史料、學科人物傳記等。
“在這場變革中，面對很多新問題時，學校制定教學策略時更加注重在常規的備講練考評這些教學環節的研究與落實，更加注重對學生解題答題的規范性指導與管理，更加注重教師的小課題研究，教師也更加關注學情的研究。”威海四中副校長劉強說。
高考關乎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高考改革走出的每一步都必須謹慎而科學。新高考改革牽動學校各方面的工作，專家普遍認為，“本次改革背后體現著育人為本、注重綜合素質、注重創新和實踐能力、注重公平公正的教育價值追求”。對大多數高中而言，這正是轉型的一個契機。
“走”出來的成長
在劉強看來，“選課走班”是一道難解、開放的必答題，它給教育帶來的是一場根本性變革。
對教師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再成長”的窗口。
已經從教28年的大峪中學化學教師邵正亮，感覺如今的自己更像班主任。在他看來，現在學生不僅為自己的成長而努力，也為班級的成長而努力。“我比以前更加關注每位學生的成長軌跡，我也會對比不同時段學生的學習狀況和結果，發現、鼓勵、贊揚學生的努力和成長。”
邵正亮還發現，選課走班后教師很難再靠加班加點的方式去提高教學成績，“這樣就真正逼迫教師想方設法向45分鐘課內要質量求效益，倒逼教師必須有效提高教學水平”。
沈陽市第二十八中學英語教師馬付瑤同樣表示，選課走班后每一位教師都面臨著對自己的重新定位：我不僅是一名任課教師，更要對整個教學班的孩子負責。
“身份變化之后，我們要善于學習，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多向經驗豐富的教師取經，同時也不能忽視向書本學習。”馬付瑤說。
面對全新的教學與組織方式，教師在變化中成長，學生更是從不適應到“離不開”。
新海高級中學針對走班后學生“課堂學習接受程度”的調研結果顯示，70%的學生認為在“走班教學”環境下比傳統行政班環境下學習集中程度有比較明顯的提高，課堂教學中對教師講解的接受程度有很明顯和比較明顯的提高。
最初接觸選課走班，上海市浦東復旦附中分校學生姬鈺還有些“別扭”，“在短短5分鐘的下課時間里，從這間教室趕向下一間教室時的緊張感至今記憶猶新——尤其是發現下節課的書還在書包柜里沒拿時。于是在走廊里跑來跑去成了我的常態。”但如今已就讀高二的他說，“與不同的同學一起上課，感受到不同的課堂上多種多樣的氛圍，這樣的體驗極其有趣而又能開拓我的認知”。
“傳統班級授課制下存在幾百名學生讀同樣的書、上同樣的課、做同樣的練習的弊端。”天津市第二南開學校高三（6）班學生香智勇的家長香文捷表示，選課走班這種學習組織方式最大限度地讓不同興趣愛好、不同學習基礎、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獲得與自身最相適宜的發展環境。
在家長劉麗欣看來，最直觀的感受是孩子自信了、內驅力增強了，“另外一個好處，我發現在學習程度相近的班級里，孩子更容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這真的是意外之喜”。
威海四中高二（9）班學生劉善昕的家長劉珩則表示，選課走班后孩子更加明晰了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身為家長，在孩子的教育上我已經由原來的包辦者變成了現在的服務者、協商者、參謀者。”劉珩說。
有選擇，才有個性化的發展——這或許是選課走班最大的價值。正如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所言，新高考方案倒逼高中教育改革，就是要讓課程多樣化，課程設置要符合學生的興趣愛好和特長，讓學生有雙向選擇權。
人們期待著，當“尊重”“選擇”的氣息在高中校園里流淌，不遠的未來，今天的高中學子一定會走出自己的成長，點亮自己的人生。就像沈陽市第二十八中學高二（6）班學生趙墨簽向記者所言，“我會一步一個腳印走向我所規劃的未來。我相信待到那百花殺后、煉鐵成鋼之時，我一定能實現我所規劃的未來。”
《中國教師報》2022年03月30日第1版
作者：本報記者 黃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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