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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浙江新一輪高考改革的重頭戲——高中學考、高考選考同時拉開帷幕，24.9萬考生赴考，在57.48萬科次考試中，高中學考55.76萬科次、高考選考1.72萬科次。
雖然數據顯示參加高考選考的人數不多，但并不影響這場考試的重要性——這是我省首次高中學考和高考選考相結合的考試，也就是說，如果考生在其中選擇了高考選考，就意味著2017年的高考戰役提前打響。
那些站上了人類發展金字塔塔尖的頂級創造者，他們的成功證明了，學科的交叉、知識的碰撞，恰恰是創造力的源泉。這場新高考的選考，已經開始突破文理分科這個“僵局”。
對于選擇了高考選考的考生而言，他們既要通過70分必考題的考試獲得高中學考等級，作為高中畢業成績的依據之一，還要通過30分的加試題，獲得高考選考科目的等級和賦分。
在除去語文和數學之外的學考科目中“7選3”，根據排列組合，高考選考科目共有35種選法，可以在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技術中選擇“三文”、“三理”這樣的純文科或純理科組合，也可以選擇“文理混搭”組合。
那么，如何取舍？
開考前，杭師大附中做了一場選考組合調查，在比例最高的前五種組合中，文理“混搭”組合占了3/5。無獨有偶，臺州中學高二年級20個班級中，純理科或純文科組合的僅有5個班，其余15個班均選擇了文理“混搭”……凡此種種，都在暗示：選考組合上的文理兼容現象越來越明顯。
在這批新高考的“試水”考生中，沒有出現想象中的“選擇恐懼癥”，而是出現了“文理兼容”的新氣象，“混搭”式的排列組合讓人看到了一種新希望——打破文理分科壁壘，注重科學人文相貫通。
這種期待由來已久。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早在1948年就提出，要走出“半個人的時代”，意思是說文理分科使得搞文的不懂理、搞理的不懂文，只能培養出“半個人”來，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文理分家導致了人的片面發展問題。
10年前拋出的“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錢學森之問”，同樣劍指“文理分科”。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話擲地有聲：“科學和藝術是相通的。人為地搞文理分科，對培養面向未來的人才，可以說有百害無一利。”
反觀當下，的確有不少學生因為過早分科導致了知識結構的不健全，甚至出現了文科生寫作缺乏邏輯思維能力、理科生撰寫實驗報告缺少基本表達能力的現象。
要培養出一批學貫中西、橫跨文理的杰出人才，需要在學生時代就打下知識結構的寬廣“塔基”，只有廣博的“塔基”才能壘起金字塔高聳的“塔尖”。
更何況，這是一個知識更新飛速的年代，未來社會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之間相互交叉、結合與融合的趨勢會更加明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會向綜合性、整體化的方向發展，這都更加需要文理兼修的復合型人才，需要他們掌握不同學科的學習方法以應對未來的無限挑戰。
如果要人文溯源，“文不能離理，理不能離文”，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古羅馬的教育將“三科”和“四學”合稱為“七藝”，“三科”即文法、修辭、辯證法，“四學”即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強調的是文理貫通。中國古代雖然沒有“文”和“理”的概念，但是當時的教學內容涉及禮、樂、射、御、詩、書、藝，同樣推崇的是全面發展的教育。
再來看看那些站上了人類發展金字塔塔尖的頂級創造者，達·芬奇、愛因斯坦、富蘭克林……無一不是結合了人文和科學而產生了巨大的創造力。
喬布斯曾經說過自己的人生特點之一就是文理合璧，“科技創新中深藏著一種人文精神”，所以他會在蘋果公司所處的交匯口豎起標志著“科技”與“人文”的兩塊路牌，寓意蘋果公司能夠走到今天靠的是這兩個領域的融合。
知名理論物理學家愛德華·文頓，這個被認為是當今愛因斯坦學術第一繼承人的菲爾茲獎獲得者，同樣也是個打通了文理“任督二脈”的人，他本科在布蘭迪斯大學讀語言學和歷史學，后在威斯康辛大學讀了經濟學研究生，再后來又到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應用數學，可謂十足的“跨界”奇才。
他們的成功證明了——學科的交叉、知識的碰撞，恰恰是創造力的源泉。
如今，在我國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中，浙江省和上海市作為改革的“先遣隊”，首先明確了高中階段不再分文理科，這顯然有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也有利于創造型人才的培養。
這場新高考的選考，已經開始突破文理分科這個“僵局”，考生們在選擇的過程中已經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學科群”的新概念，他們根據自己的特長、偏好選擇不同的學習科目，學習的選擇性和自主性大大增強，打破壁壘，文理兼容，這為他們今后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帷幕已經拉開，文理兼容培養人才能否激發出新的創造力，成為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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