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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過，“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歡喜。”如此“登峰造極”的奴性，是來自我們血液里的基因自帶，還是外部的高壓馴服？希望今天這篇文章能引您思考。
為何有點經濟能力或社會地位的，都熱衷于把孩子往國外送？
教育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競爭力。一個國家的教育不行，縱使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上去了，事實上也還只是個二等國家。
我在喬治·華盛頓大學任職后，碰到了一件非常感慨的事情：認識的朋友中，稍稍有點經濟能力或社會地位的，幾乎都熱衷于把孩子往國外送。
前些年還只是英國和澳州的部分學校，這些年都瞄準了美國；前些年大多是出去上大學，這些年，高中和初中也不少；前些年大多還只是孩子出去，這些年為了孩子上學，全家移民越來越多。甚至還有極端的情況是：父母是企業家，通過巨額捐款給孩子鋪路。雪崩一樣席卷而至的留學熱潮從社會上層開始，一層一層向下拉動。然而，這一序幕也只是剛剛拉開。
統計數字表明，2013年一共有27萬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留學，這個數字還在以每年30%左右的增長速度持續上升中。
而另一方面，各地常青藤級別的高校對亞裔申請者的內部實行比例控制，這幾乎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對中國留學生比較開放的高校如南加州大學、伊利諾斯大學等，國際學生中近半數都是中國留學生。很多公共場所、實驗室甚至大半個教室都已經被中國人所“占領”，生活、學習中都用中文，“跟沒有出國一樣”！
再往下各層各類的高校里，也隨著中國留學生的增加，開始出現問題。斗毆、賭博、吸毒、兇殺案層出不窮，原來集中在澳洲、英國的“留學生垃圾”現象，如今慢慢在美國涌現。賴駱家輝等親華人士之助，中國人留美大門打開了，可門開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再往下，何去何從？
“世代為奴”
1912年，庚款二期留學生胡適先生寫下了著名的《非留學篇》，喊出“留學，吾國之大恥也”的口號，“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乎此者乎！”希望中國人能爭口氣，早日學成，“使后來學子不必留學，而可收留學之效”。
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的莘莘學子，卻還走在留學的老路上，甚至還變本加厲，于今為烈。他老人家要是知道這個情況，不知會作何想？
教育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競爭力。一個國家的教育不行，縱使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上去了，事實上也還只是個二等國家。
不無刻薄的一個類比是：“異地高考政策”造成了戶口不在北京的家長為孩子爭取平等教育權利而上訪、靜坐等現象。而這場被人們戲稱為“異鬧”的結局，也只是2013年北京教育部門提出來的一個解決政策：孩子可以在北京參加高考，但只能上高職（高等職業技術學院）。這背后的潛邏輯是：反正這些人高職畢業后也拿不到進京指標，無法轉為北京戶口，爸媽是外地人，子女也還是外地人，改變不了你們是外地人、二等公民的本質身份。總之，讓你們這些人世世代代做二等公民，“世代為奴”。
同理，教育發展上不去，中國世世代代都是二等國家，什么GDP世界第一、多少個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航空母艦造了多少艘，都是浮云。
不管網上那些受蒙蔽、被利用的人怎么叫囂，觀察一個國家的權富階層把孩子送到哪里，才是理解這個國家的深層脈絡和內在邏輯的最好方法。例如，非洲的很多獨裁統治者往往習慣把子女送到西歐國家去受教育，在西歐的大都市都擁有豪宅官邸。不管這些獨裁者唱什么“我是農民的兒子”之類的高調，如果他們的孩子、財富都在A國，A國則成為這個國家統治階層事實上的宗主國，到了關鍵時刻，那些毫不猶豫地拿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國家利益去與宗主國做交換的，往往也是這些統治者。
聽話，不出活
中國教育怎么會淪落到這步田地？熟悉中國革命史的朋友，對這種現象不會感到驚訝。槍桿子里出政權，筆桿子下出江山。教育這條線，是一定要抓到自己手里的，也就是清華大學建國后第一任校長蔣南翔的著名四字方針“聽話，出活”。
可惜，科學研究有自己的規律，“聽話”就往往不“出活”，越是“聽話”的就越是不容易“出活”，至少出不了創新性、高水平的“活”。而且，還有各種假裝“聽話”的，在投機取巧方面無孔不入地出“花活”，在貪污腐敗方面花樣百出地出“壞活”。
所以，2005年錢學森提出的“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所謂“錢學森之問”），其實他自己在大躍進期間三次撰文論證畝產萬斤時已經回答得很清楚了。但愿他這樣問，只是他為了闡述problem（難題）的一種表達技巧，如果真把它當成一個question（課題），那除了在探訪者面前“賣萌”，真是很難為他找到其他解釋的依據了。你做秀？我做得比你還厲害，愛做秀的碰到一個做秀界的宗師，熱鬧。
教育這么不堪，怎么好像一時間并不影響經濟的發展？這里面的邏輯，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各行各業都可以大力引進和吸收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已經研究出來的科學、技術和訣竅，用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是，當西方可供我們使用的知識存量消耗殆盡之時，中國教育落后的負面影響就會不可避免顯露出來，尤其是當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時又反過來給西方國家造成相對壓力的時候，他們將在教育、創新、知識產權等方面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是可以預料的。
2014年5月，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美國空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言，提醒大家不要高估中國的影響力，“我敢說，你們說不出任何一項創新項目、創新變革以及創新產品是來自中國！”就是后發優勢所帶來的壓力的集中體現。
商業化的枷鎖
可嘆的是，建立在后發優勢基礎上的這種經濟發展，不僅沒有能夠反哺教育，反而在權力的枷鎖基礎上，給中國教育附上了商業化的鐵鏈。
有錢了，撥款多了。基建之外，體制之內的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在逐漸豐厚甚至是堪稱巨額的科研基金的牽引下，變得越來越逐利化。大多數學者，在喪失了自由探索真理的樂趣后，很自然就會把重心轉向金錢。于是出現了一些外人難以理解的現象，例如，某導師帶研究生，居然還要向學校交錢，相當于老師給校方提供賄賂，讓校方提供廉價勞動力；為了一點科研經費，導師們到處尋找假發票、假票據報銷，荒唐的制度把幾千萬體制內科研人員系統變成了小偷……
無底線、無邊界的商業化，同時也毀掉了很多體制外學校的前途。燕京大學只辦了33年，給中國學術界留下多少傳奇？我們這些所謂的民辦高校，自80年代起到今天，也有30多年的歷史了，給中國留下了什么？
擴招剛開始的時候，一些所謂的“萬人民校”，9月1日收了兩個億學費，9月2日能調一個億去做生意。打著教育的旗號拿地，打擦邊球把地皮放在（舉辦人控制的）教育投資公司名下，想方設法用土地抵押貸款，甚至直接更改規劃，把教育用地變成科研、商業或住宅用地；食堂、住宿另收費，加裝熱水器、網絡另收費，甚至連選修課都要另收費……最后各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掙錢手段都用上了。平心而論，與謀財害命的毒奶粉、地溝油、皮鞋膠囊相比，這些事也算不了什么。
可讓人難以忍受的是，這種事情居然發生在作為人文精神最后堡壘的大學里，這些臉呈豬肝色、眼神飄忽、領帶都不會打的小生意人，居然讓年輕人們畢恭畢敬地叫他們校長……實在是斯文掃地啊。
今日教育沉疴，當年的“教育產業化”政策也難辭其咎。明茨伯格在新著《社會再平衡》中，再三強調，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政府（公權）、市場（私權）和社會（共權）齊頭并進的發展，尤其是容易為大家忽視的第三部門，包括各種NGO（非政府組織）、Not-for-profit（非營利組織）和合作制組織，應該成為教育、醫療、慈善等行業的主導治理形式。
上個世紀，學術界反思，為什么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效果遠勝過芝加哥大學等美國名校培養出來的那一批經濟學博士主導的南美和蘇東轉型？原因很簡單：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還沒有這么一批指手畫腳、自以為是的經濟學家（第一個回國的美國經濟學博士林毅夫是在1987年）！
而輪到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這么幸運了，我們有了一大批口含天憲般的“著名經濟學家”，很奇怪，他們除了政府，好像只知道市場，很不幸，教育首當其沖，成了這個簡單二分法的最大犧牲品。
下一代的未來還是夢？
在意識形態和商業化兩只巨手的蹂躪下，中國教育奄奄一息，有錢有路的人各自逃離，可憐的中國教育癱在原地，連喊一聲救命的力氣都沒有。人文社科因為看起來與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關系遠一些，在兩只巨手的擠壓之下，問題應該相對更大，但還好，畢竟我們還有很多坐得住冷板凳的學者，還有體制外的各路高人，蓬勃發展的出版業和互聯網也幫上大忙，所以問題尚且沒那么嚴重。
真正出大丑，估計還是會出在與經濟發展、技術創新關系更密切的STEM學科。按理說，這些是中國人和中國教育的強項，可是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傾巢之下豈有完卵，一旦形成系統性的潰敗，中國在這方面，估計連一點還手之力都沒有。
可悲的是，估計也只有在這些領域，當中國與西方差距越拉越大時，才能喚起大家對高等教育問題的充分重視，從而倒逼出有關政策的放開。近年推出的中外合作辦學，內行人都知道，確實代表著傳統體制的一個較大突破。
但是，比對外開放更重要的是對內開放，下一步，放開民間自主辦學應該是一個大的方向。《中國教育報》載：2014年，六成以上的民辦高等教育機構已無法正常運營；另外一個方面，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用人單位需要投入巨資再培訓畢業生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
如果這些高校能成為真正的非營利機構、私立大學（反正也掙不到錢了，還不如交出去），成立社會化的董事會，讓有用人需求的企業家捐款成為校董，負責聘任專業的管理層，自主管理，自主運營，這些問題應該都可以迎刃而解。
新一代的成功企業家也逐漸意識到，創造財富之后，更大的挑戰和成就感來自于如何利用好這些財富，造福大眾，造福社會。環保、醫療、教育三大領域，是大家下一步關注的焦點。
這三個領域中，最具挑戰、也同時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教育。稍微有點遠見的企業家，也能看出，教育領域這些層層疊疊的矛盾和問題中，蘊涵著多少造福大眾、造福社會的機會。
三十年為一世，世變而道更。上一個三十年的主題是發展經濟，下一個三十年的主題是重建社會。上一個三十年大家拼命掙錢，下一個三十年，大家更應該花更多時間想一想的是如何花錢。如果掙錢留下的是威名，如何花錢留下的卻是美名。
美國有無數有錢人，洛克菲勒卻永遠只有一個。他在日記里寫到“我財源滾滾，如有天助，因為上帝知道，我會把它們用到該用的地方。”別的不說，整個二十世紀，洛克菲勒在中國科學、醫學及高等教育上的投資就接近8億美元。中國最好的醫學院協和醫學院，就源自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
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有時候會很糾結，感慨“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世”之類。如果他們看到，2007年協和醫學院成立九十周年典禮上，洛克菲勒的“第五代”被滿懷敬意、眼懷熱淚的人們包圍著出現在現場，為老洛克菲勒的雕像揭幕的那一瞬間，也許會更為釋然。
“我們自身得到了很多，但我們也必須找到幫助我們人類同伴的方法。”這一體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根本信仰。
是的，沒有什么是真正不朽的，但洛克菲勒所達到的，也許至少是人力的極限？
人人都有一個教育夢。往大里說，教育事關國運，大家都責無旁貸；往小里說，教育事關我們每個人自己，要對得起身邊孩子期待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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