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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讀不是監獄，你們沒必要追得這么緊，問得這么多，管得這么嚴！”“我也有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們不要總是問這問那，我學習就是了！”“我知道你們是為我好，但走彎路對我來說也是體驗、成長！”我與妻苦口婆心地與兒子“談心”，卻演變成彼此的“沖突”，兒子氣憤的話讓我陷入了沉思。
兒子的這番話，我始料未及，難以接受，卻又無法辯解。我很傷心，每天的接送，每天的提醒，換來的是兒子內心的不解與抗爭……“談判”在持續，時針指向午夜11點，時間似乎平撫了各自的情緒，最終我與兒子站在各自的角度做出讓步：我要克制接送路上或回家時的“嘮叨、叮囑、提醒或建議”；兒子則表示在自我的規劃與框架里，按自己的方式度過復讀的時光。
事后，我進行了反思：自己是不是太過急躁？是的，兒子基礎差，選擇復讀經歷了反復、激烈的思想斗爭，作出復讀的選擇實屬不易。可自己呢，高關注演變為高憂慮，一旦看到他拖拉，就想指正；一旦聽到他考試成績進步不明顯，就會心急如焚想“說教”；一旦得知或發現他這樣或那樣的毛病，就武斷地想據理力爭；一想到自己每天早6點晚10點的送與接，一想到即將到來的新一輪高考，我心里就有著異常的煩躁與敏感，擔心一年的時光會付之東流，擔心高考出成績剎那間的苦惱，擔心一年的辛苦付出與自己面子間難以揉和的矛盾。一系列的想法與兒子2016年高考的失利結為一體，加劇了我作為一名“高四”復讀生家長的焦慮與管教：催促兒子起床做作業，催促兒子抓緊時間洗涮，催促兒子把弱科趕上，催促兒子多讀、多寫、多記……難怪讓兒子產生了“按家長的框架、任由家長擺布”的誤解，讓他感受到生活與學習是家長的意志，缺少自我，更缺失了自信。
思來想去，我對兒子一系列的催促，都是基于我自己，根本沒真正走進他的內心深處，與之交流，與之協商。我的這些個“好心”，大多是高高在上的“發號施令”“諄諄教導”，缺少彼此的溝通、尊重與理解，更談不上朋友式的談心了。我也努力反問自己、叩問內心：你會做家長嗎？你的問題出在哪？應該怎樣改進？
當我讀到11月24日《中國教育報》“家庭教育·父母課堂”版刊發的《為什么孩子一回家就把門關上》一文，我頓時有種豁然開朗之感。正如文中所說，“關門其實是孩子的一個表情，表達的是‘別理我，我不愿意跟你說話’的意思”。“孩子為什么要關門？因為在家里的對話中，父母往往成了道德的評判者、喋喋不休的說教者、永遠正確的建議者，這使對話充滿了說服、威脅、控制與建議。”特別是“永遠正確的建議者”一句，像利劍一樣扎進了我的心房！總認為自己是對的，一旦看到孩子達不到自認為的“理想狀態”，就要指正一番、說教一番，卻沒有從孩子的角度想問題。他是怎么想的，他想得到怎樣的精神安慰，他是否要你聽聽他的初衷與建議呢？可是這些，我想都沒想，只是把自己看到、想到的，灌輸式傳遞給兒子，只有這樣，似乎才得以心安。
就像這次上升為“沖突”的談話，要不是聽到兒子發自心底的抗議與怒吼，我真意識不到自己的失誤。我以為這次談話事出有因：兒子昨晚回家帶回同學手機充電，我認為他看手機耽誤學習。兒子解釋說：“幫同學忙，你們也管得太緊了。”我立時反駁：“學校明確不讓帶手機，你幫同學充電，也是變相幫同學玩手機……”其實，我的主因是懷疑他玩手機，這樣的解釋也顯牽強。隨后，兒子說出“以后我住校，免接送、雙休別送飯”的氣話，但第二天上學，他依然坐上了我的車子；晚上，我照例去接，他如從前一樣坐上我的車子回家……
這次由“對話”上升為“發泄”的沖突，用妻的話說“打了個平手”，但從中我也聽到了兒子的真實心聲。兒子雖說過盡快“獨立自主”的氣話，但最終也沒按自己氣話走，顯而易見他亦在反思，也在從彼此的角度認識、分析問題。當我把《為什么孩子一回家就把門關上》推薦給他，他默默地讀完。
在我與兒子沖突后的第四天，兒子所在的學校召開家長會。他特意提示我閱讀班報上張貼的“學生心語”。兒子的自我反思與規劃寫得很明確：沒有恒心、缺乏毅力與自信、三分鐘熱度是缺點，并分科分類列出補救措施與計劃，寫上了對我們每天接送、每晚備熱牛奶的感恩之語，特別是他自己“失敗過，迷惘過，放棄過，復讀只為不甘，為心中不滅的夢，加油！成為所有關心你的人的驕傲”的自我激勵，讓我重新讀懂了一個經歷挫折和成長的兒子。
這又讓我想到了尹建莉的話，“強烈的母愛，不是對孩子恒久的占有，而是一場得體的退出”。母愛如此，父愛亦如此。兒子選擇高四不容易，我要做的就是走進他的心靈，進行朋友般、對話式的交流，一塊與兒子分析、一道與孩子成長，不僅成為上下學路上的接送者、物質需求的服務者，更是要成為傾聽兒子心聲的精神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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