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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12月28日，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在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22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預計1076萬人，同比增加167萬人，規模和增量均創歷史新高。王輝介紹，當前，2022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正在有序推進。各地各高校正在全面推進落實工作部署。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都已采取召開省級就業工作會議、印發就業政策文件、召開大型專場招聘活動等方式，全面推動2022屆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
2022年高校畢業生比2021年高校畢業生增加167萬人，主要原因是2019年高職完成擴招116萬人。根據我國高校本科和高職專科招生的規模，未來幾年，我國的高校畢業生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
我國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54.4%。隨著高校招生規模持續擴大，我國已經逐漸進入新增城鎮就業人口，均有大學（專科）學歷的“高學歷時代”。這要求整個社會轉變對“大學生”的看法，不應再強調“大學生”的身份，應把大學畢業生作為普通勞動者對待，并整體調整高校畢業生工作思路，不再單獨強調高校畢業生就業，而是關注所有新增就業人口的就業。這有利于引導高校畢業生進行合理的就業定位，以及推進社會從“學歷社會”轉向“能力社會”。
去年，我國新增城鎮就業人口為1186萬，其中，高校畢業生為909萬。這意味著新增城鎮就業人口，超過80%有大學（專科）學歷。如果再用傳統的“大學生”就業觀念，來看待今年超千萬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無疑會得到“大學生”貶值、大學畢業生“另類就業”這樣的評價，如有部分本專科畢業生去應聘做門衛、快遞小哥、柜臺服務員、收銀員、環衛掃地工等。但是，就業市場的供需互動有著復雜的現實邏輯，作為普通勞動者的高校畢業生，應有合理的就業期待與定位。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的，就是整體提高國民的受教育水平，并讓各行各業的新增勞動者都接受過高等教育。要避免出現社會擔心的“學歷高消費”，面對諸如本科畢業生去干以前專科畢業生甚至高中畢業生就可干的工作，就需要淡化對學歷的傳統認識，不要再以學歷評價人才，而應該關注人才擁有的能力，他們能在崗位上做出怎樣的貢獻。
基于此，我國過去20年一直強調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應逐漸轉向更關注“普通勞動者就業”。以此明確告訴所有高校畢業生，就是普通勞動者，不能再用精英時代的大學畢業生就業觀，來對待普及化時代的高校畢業生就業。高校畢業生到各行各業，去從事或“高端”或“低端”的工作，將是普遍現象，關鍵在于，他/她能否為提升這些傳統崗位的服務水平注入新的活力。如果能做到，就起到整體提升行業服務水平的作用。
這很可能會引來社會的質疑：既然高校畢業生是普通勞動者，讀完大學仍可能做普通工作，為何還要讀大學呢？這要從兩個方面看。
一方面，高等教育確實要有合理的人才培養結構，不能一味擴大學歷供給，社會用人單位也應該有合理的用人標準，不能抬高學歷門檻。片面追求提高學歷，教育和社會需求脫節，會產生教育浪費和人才浪費。高等教育回報率，即多接受一年高等教育，會增加多少薪酬，是評價高等教育價值的指標之一。如果高等教育回報率低，那高等教育對受教育者的吸引力就會降低。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學歷隨供給增加可能會貶值，但不會貶值的是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獲得的能力提升。將高校畢業生定位為普通勞動者，有利于引導所有學生轉變“混學歷”的求學心態，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如果不再單獨強調高校畢業生就業，那么，也就不必再片面追求高校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本來，統計初次就業率是為了促進高校重視畢業生就業工作，但從現實看，有的高校變成了圍繞提高就業率辦學，如大學畢業這一年不開課，讓學生去校外實習、跑就業市場，還有的高校畢業生“被就業”。不強調初次就業率，而關注高校畢業生進入社會之后的中長期就業和發展，這才能促進高校重視人才培養質量，不再短視與功利。
從2019年到2021年，我國實施三年高職大擴招，輿論就擔心擴招會導致高職教育質量進一步下降。顯然，如果高職擴招只是為了給中職學生提升學歷的機會，不強調質量把關，就只會制造更多數量的高校畢業生，而不能提高我國人力資源的質量，推進產業升級換代。因此，在高校畢業生進入千萬時代之后，我國高等教育回報給受教育者的，不能只是“文憑”身份，而必須是高質量的教育。
（作者是教育學者、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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