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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假期剛過，郝婕（化名）又準點出現在家附近的社區醫療服務站，披上白大褂，成為附近居民口中的“小郝大夫”。但郝婕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夫”，甚至連亮出其康復治療師的身份時也有些底氣不足——走出象牙塔后一道道立在現實中的門檻，讓她還沒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體育領域康復教育和醫療領域康復教育怎么就不能融合？要么畢業就失業，要么找到工作的也整天提心掉膽，生怕自己連做治療師的資格都會被無理剝奪。”看見師姐在朋友圈里發的一句話，郝婕只覺得“不能同意更多”。
跨不過門檻很痛苦
去年6月，從國內一所著名體育類高校的運動康復與健康專業畢業后，郝婕原想“進醫院，成為一名康復治療師”，可畢業前3個月，她往家鄉醫院投遞的簡歷被退回，對方給出建議：“你不是醫學院的，也不確定你未來能否考資格證和職稱，還是重新考慮就業方向吧。”
這樣的話，郝婕的不少同學都聽到過。據她估算，班里100多人，約有三成還在朝著進入醫療系統努力，其余的要么考研要么徹底轉行“做一些不限專業的工作。”擺在這些學生眼前的幾條路，專業運動隊極易飽和，私人康復診所集中在大城市且差異較大，因此，在郝婕的家鄉——位于某西北省份的一個注重工業的地級市，醫院是她和家人共同的理想選擇。
“我覺得我們都快沒人管了，天天被拒之門外。”求職階段接連遭遇連筆試資格都被否決的痛苦，郝婕終于迎來一絲希望，由于主管領導對她所學專業有所了解，基層單位又缺人才，她得到了在社區醫療服務站工作的機會，但下一道門檻緊接著就到了：對郝婕來說，想成為名正言順的康復治療師，還需要參加全國衛生專業技術資格考試，這場由人社部和衛生部共同主辦的大考，決定了“郝婕們”是否有持證上崗的資格。
買書、復習、網上報名，忙活了一個多月后，1月17日，郝婕去進行考前現場確認，老師拿著她的畢業證說：“你是體育院校畢業的，不能參加考試。”這句話讓郝婕瞬間傻眼：“我千辛萬苦考上大學，讀出來也不容易，難道一句話我就不能從事本專業了嗎？”
掙扎無效后，郝婕聽同學說北京、上海等地尚能參加考試，只是和幾年前相比“卡得更嚴了”。有在北京考試的同學表示，現場確認考試資格時，有人直言不諱：“你們體院還有這個專業？學的什么課？拿你成績單給我看看。”
“越來越多地區限制體育院校運動康復專業的學生去考康復治療師資格，例如江蘇、浙江、廣東、四川等地，甚至還有以前畢業的學生已經考過康復治療師的初級證，卻在考中級證時不讓參加。”上海體育學院運動康復學系主任王琳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由于我國面臨的健康問題日益加重，現在各大高校都在推進相關專業的建設，運動康復學正是熱門選項，因此，報考康復治療師資格的學生不斷增加，“人才篩選方式也容易向簡單粗暴發展。”王琳表示，目前尚未有國家層面的行政文件來限制體育院校相關專業學生報考康復治療師資格，但部分地方醫學界人士對該專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目標認識的不夠深入，已經在體醫之間建起了森嚴的壁壘。
盧頡明經歷了這一過程。2013年，作為郝婕的師兄，盧頡明畢業后在一家醫院得到就業機會，但他選擇繼續深造，于是回老家報讀了相關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我想碩士應該更好找工作吧。”結果，去年碩士畢業的他向當地醫院投遞簡歷后，在網上資格審查階段被拒，理由為“非醫學類院校畢業生不能報考。”屢遭拒絕后，盧頡明選擇了一個與原專業毫無關系的行政工作，這讓27歲的他非常無奈，“沒想到多讀了幾年，反而改行了。”
跨過門檻也無奈
2010年本科畢業的宋艷萍在郝婕眼中是“幸運的”，因為她順利地回到老家、考了證并留在當地一家中醫院。但宋艷萍覺得，事情也并不像當初想象中美好。
宋艷萍的家鄉在西南某省的一個地級市，剛畢業時，全家都盼著她能進醫院工作，“感覺體面”。但真正投入工作后，她才發現本科期間學的東西很難用上，相反還要大量補充臨床醫學的知識，而且，這種吃力的感覺在她的同學中十分普遍，“上手的機會主要做按摩、理療等，很多同學覺得在醫院的康復科沒辦法發揮專業價值，所以也放棄了。”宋艷萍表示，班里大約80人，現在在醫療機構的還不到15人。
她只能一邊惡補臨床醫學的知識，一邊研究與所學專業相關的課題，但成果出來后，宋艷萍發現，在同事們浸透著中藥味的文字中，自己擅長的運動因素顯得格格不入，“根本沒人注意。”而且，來自醫療系統的限制也蔓延到宋艷萍的上升路徑中，職稱考試同樣縮小著準入范圍，職業規劃的天花板已經下沉，這個新媽媽感到前所未有的逼仄，她有時甚至覺得，“在健身房做私教或為大眾馬拉松選手作運動指導，發揮的專業知識比現在更多。”宋艷萍開始思考，醫療系統是否真是她們最好的選擇。
孫揚是宋艷萍班里留在醫療系統中的那1/15。對于宋艷萍的疑問，她覺得醫療系統本是不錯的選擇，但所學知識無法完全發揮，除了自身問題，也有目前我國醫療系統內的原因，“其實主動康復在目前臨床康復領域的使用意識、范圍及科學性、規范性值得我們關注，沒被重視，與臨床康復人員對主動康復認識不足也有關。少了運動因素，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康復，且大大降低了臨床療效。”博士畢業后進入醫療系統，孫揚感受到，讓更多懂得運動科學的人進入醫療領域，未必是壞事，“如果醫療領域給予合適的就業崗位和發展空間，那體醫會結合得更好”。
在昆明醫科大學康復學院教授敖麗娟看來，“康復治療師是醫療專業技術人員，在現有人事制度下，體育院校運動康復專業學生遇到的現狀確實難以突破。”她表示，除了醫療機構要極力突破只雇用醫務人員的誤區外，運動康復專業學生的就業取向也應有所調整，“我國體育院校的運動康復專業相比醫學院的康復治療學專業成立還早，但因為大健康產業在過去發展并不順暢，因此，前面幾批畢業生都往醫院去了，這就產生誤導，認為運動康復的學生都該去醫院，甚至一些體育院校的培養方向也被糾偏了。”
“大健康產業”是不是救命稻草
敖麗娟在工作中接觸過不少來自體育院校相關專業的學生，在肯定他們的業務能力外，她也會為他們的選擇犯愁。“運動康復專業的學生在綜合性醫院中比較適合經畢業后培養轉做物理治療師或心臟康復中心的運動專家的角色。”她坦言，未來昆明醫科大學也將設立運動康復專業，學生就業方向主要在大健康產業中的健康管理中心、運動隊、運動康復中心、運動醫學診所、社區綜合服務中心，“而不是綜合性大型醫院。”大健康產業中有很多行業可以接納運動康復專業的學生，盡管當前市場尚不成熟，但如果國家能有這方面的扶持政策，這種體醫結合的健康管理中心未來可能會在數量方面超過醫院，“應該通過市場引導把專業發展起來，如果有一批運動康復專業的畢業生，學校能教會他們懂得怎么在大健康產業中提供服務，他們很可能是最優秀的。”
不過規劃總要時間作為代價。王琳注意到，目前和學生專業契合度較高的運動傷害防護師仍處于確立了職業但尚無考核標準的階段。目前，由于國內體育產業發展尚處起步階段，在運動科學體系下能供學生選擇的職業有限，因此，“醫院仍是畢業生唯一既有職位又能符合職業目標的地方。”對于像郝婕一樣渴望跨過醫療系統門檻的學生，王琳建議先到行業壁壘相對薄弱的地方取得從業資質，或者有經濟能力者，可以出國攻讀物理治療專業學位，“或許能為進入醫療系統增加砝碼”。
要想抹平體育康復和醫療康復之間的壁壘，或許要靠敖麗娟開出的“藥方”：“應當呼吁通過國家考試機制，為體育院校運動康復專業的學生建立與其專業相對應的晉職體系，避免在醫療職稱晉升系統中行走，否則他們面前的壁壘仍將長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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