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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78級大學生（下文簡稱77級、78級），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個群體。1977年招生的專業較少，有不少專業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這些78級大學生也等于是這些專業的首批大學生，類同于77級。還有許多專業1977年招生人數很少，如教育學專業1977年只有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杭州大學等少數幾個學校招生，法學專業只有北京大學等學校招生。到了1978年，許多大學擴大了招生專業。
1977、1978年的高考，是錄取率極低的高考。1966年停廢高考，1977年9月決定恢復高考時，考慮在中斷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允許1978級高中生的優秀者提前報考，起初預計13個年級累積的考生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后來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中專，結果1977年最后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
后來，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后錄取了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也有擴招的舉措，總共錄取了40萬人，錄取率為6.6%。也就是說，當時包括了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多數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錄取線以上。
因此，77、78級大學生，是一個多數人經歷過上山下鄉磨練的群體，是一個歷經艱辛終于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幸運的群體，是一個經歷了最激烈的高考競爭后脫穎而出的群體，是一個大浪淘沙后特色鮮明的群體。
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一年，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1977級本科生于年初畢業。緊接著，夏天又有1978級大學生畢業，結果這一年有兩屆大學生畢業，同屬于1982屆。不過，與過去大學生通常以“屆”來區別不同，自從1977級大學生以后，大學畢業生通常稱“級”而不稱“屆”。
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獨特群體
1977年的高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絕無僅有，由此，77、78級大學生便注定成為一個很特殊的教育群體。
相比現在同一級大學生多數是一個年級的高中畢業生所構成，77、78級大學生在上大學前幾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狀態都不一樣，每一個同學都可以說出自己獨特的高考故事。最大的已經30多歲，最小的只有15歲；有的人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家長，有的人連什么是戀愛都還沒想過；有的人帶薪學習，有的人拿助學金讀書；有的人成熟練達，有的人年少氣盛。
有人曾說“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年齡跨度極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層生存經歷。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親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會轉變，并痛入骨髓地反思過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所謂神圣教條。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讀書學習……這就注定了77、78級要出人才。”在飽經滄桑之后，這一群體普遍個性堅定沉毅，較能吃苦。而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形成堅毅的個性和練達的人情，也成為日后發展的重要因素。
77、78年的高考，由于備考時間很短，考生原有基礎便顯得格外重要。77、78年考上大學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過去，科舉時代有“讀書種子”之說，我看77、78級大學生中也有部分屬于“讀書種子”。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仍然堅持讀書。
另外，這兩個年級大學生中，出身于知識份子家庭的比例也較大。鄭若玲博士曾以廈門大學8821名學生記有家庭出身的檔案作為有效樣本作研究，從結果看出，77、78級大學生中家庭出身于學界的比例達到25.38%和23.46%，在各個時期中是最高的兩個年級。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在書籍匱乏、社會普遍不重視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響起到較大作用。
而且，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學生普遍有一種“知識饑渴癥”，這是一個在文化斷裂的年代堅持學習的人所形成的群體大學期間都努力抓住機會，給自己補課。恢復高考改變了以往許多人聽天由命、前途由領導決定的觀念，使廣大知識青年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處境，讓人們覺得有了盼頭，普遍帶著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投入學習。當時還是物質高度匱乏的年代，糧票、布票、肉票、油票……許多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但學生普遍有助學金，對未來充滿希望和自信。在校期間，他們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大家開始反思，開始接觸西方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存在主義、鄧麗君歌曲、人生觀大討論、傷痕文學……
當然了，這一群體中的多數人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齡整天處于動亂的環境中，知識不成系統。或許勤能補拙，但有些知識和能力錯過了最佳學習時間很難彌補。
群體的命運與作為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還是處于萬物復蘇、需才孔急的狀況。甚至在77級本科生讀到三年級時，主管部門就曾在部分大學征求學生的意見，問是否愿意提前畢業，讀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畢業走上工作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間，1977年考錄的27萬本專科大學生陸續畢業，成為改革開放后所選拔、培養的第一批優秀人才，為求才若渴的中國社會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萬名78級大學生也基本畢業。當時，各行各業人才“青黃不接”。而11年的積壓，67萬畢業生匯聚到一起噴涌出來，受到社會的普遍歡迎，填補巨大的需才空缺。當時流行在大學生中的一個順口溜叫作“金77，銀78”，大學生把這個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比作金銀一樣珍貴。另一種說法是，后來因這兩屆學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間戲稱為“金77，銀78”。77、78級大學生集合了十幾個年頭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較為集中一些也就不足為奇。
相對其他同齡人而言，77、78級大學生無疑是時代的幸運兒。考上大學，在當時是令人羨慕的大好事，“大學生”似乎是頭上罩著光環的三個字。他們的工作和發展機遇特別好，作為與眾不同的群體，起點普遍比其他同齡人高，后來發展也較快。30年后，無論是在政界、學界、商界，都有許多領軍人物是77、78級大學生，有人將之稱為“77、78級現象”。
“77、78級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時代的需要、特定時代的產物。當然，并不是所有77、78級大學生都很成功，也存在許多默默無聞的平凡人。這就有如宋太宗所說的：“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宋史·選舉志》）。高考所選拔的人才也類似，在一個群體里面，成材的比例遠高于其他可比的對象，便可看出其特征和意義。歷史不一定記得他們中單個人的功名與所為，但一定會記得這一群體的貢獻與所為。1977年恢復高考的重要意義，正是在人才的作為與貢獻中體現出來。不像一般大學生多為同齡人因而基本上同時退休，由于年齡差距很大，77、78級的人才洪流，在一波“老三屆”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還將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持續上十年。
77、78級大學生是從2000多萬被耽誤了青春的人中突圍而出的一個群體，相對于現在的大學生，他們的命運與經歷頗有幾分傳奇的色彩。通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在接下來的20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可能將是一個科學和文化成果集中產出的時期，經過多年的磅礴郁積之后，終會有噴薄而出的一天。“百年能幾何，三十已一世。”77、78級大學生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其影響和作為，相信還將在未來的歲月中更加顯現出來。
盤點參加77、78年高考的名人們
1977年，鎖閉10余年的高考終于恢復，全國570萬有志青年懷揣驚喜沖向考場，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后兩撥人終圓大學夢，開始了改變命運的角力，他們共同的標志是77級、78級。近40年過去了，他們已是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
為官，他們或主政一方，或執掌部院，開始擘畫國家的發展，引領民族的航向；從商，他們或投資設廠，或興業興產，推動著大中華的經濟騰飛；為學，他們或著書立傳，或開課授徒，傳乘千年文明，開創時代新學。時代造就了他們，國家選擇了他們。
李克強：北大只是第二志愿
1977年8月，鄧小平拍板決定當年恢復高考。
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李克強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將趕上一個新時代。李克強立刻著手準備課本，加緊自學的勁頭，如饑似渴地“備戰”。在勞動之余，他積極備考，起早貪黑，為的是那個年代一個似乎遙遠的夢——上大學。這年12月，那場在冬日里舉行的考試，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李克強成為570萬人中的一員，走進改變了一代人命運的考場。在填報高考志愿時，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師范學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學。畢竟，這一年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競爭最激烈的一年，聽說錄取比例是29：1，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盡管心儀燕園，于是只能作為第二志愿備選。一般人實在難以理解他填報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強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這么填？緊接著，是難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錄取通知終于收到，懸了多日的心終于放了下來，讓李克強興奮的是，自己被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這在鳳陽轟動一時。
李克強在北大南門與同學合影
在《師風散記》一文中，李克強這么回憶他考大學的經歷：
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個季節，在當時中國鄉村一塊極貧瘠的土地上，我開始準備參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學結緣。
在填寫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于北大，深以為那里藏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愿欄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師范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范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欄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樣。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選擇的權力，她并沒有計較我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更難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從修本科，到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學生。在這段時間里，知識以所謂“爆炸”的速度擴展，知識的傳播場所和手段日益多樣化，但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考試來做北大的學生。從某種角度說，我來這里尋覓的不僅僅是知識，亦是為陶冶一種性情，修養一種學風。
李源潮：“最牛班級”的學生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畢業于復旦大學數學系，復旦82屆數學系畢業生被網友稱之為“史上最牛班級”。李源潮在接受復旦大學校友網訪談時，回憶了他怎么考進復旦、考進“史上最牛班級”的： 我1978年進入復旦學習，83年離開。在這6年中，4年是學生，兩年是老師。實際上，作為學生的時間還不到4年，因為我們是77級，那一級由于入學時間的緣故損失了小半年。我做過管理系老師，后來又在復旦團委工作過，然后到了團市委。所以我對復旦是很有感情的，因為復旦既是我作為學生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踏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進入復旦前，我已經跨出學校，在社會上勞動和工作了近十年。當時我是一個已經有4年教齡的老師了，是業余工業專科學校的老師。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在上海已經有份較好的工作，還要去讀大學，是不是有點不值得。但是，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目標——讀大學。讀完大學，還要讀碩士、博士，最后做科學家，這是我從小之夢。
當時我常看的就是《十萬個為什么》、《科學就是力量》之類的圖書雜志。所以，十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不能上大學總是有些耿耿于懷。因此我去報了名。當時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單位領導知道，因為需要單位出證明。我們還要繼續工作，沒有很多時間復習，那時也沒什么復習的資料和復習的概念。到考試那天，我是請假去的。上午參加考試，下午回來繼續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時任復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復旦錄取通知書的，當時以為自己沒有考上。沒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盡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會給你的。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會的。但是，反過來，一個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這就叫作唯物史觀和個人努力的結果。唯物史觀就是承認人是社會的一員。個人努力又叫主觀能動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個人努力，那么整個人也就缺少前進的動力。因此，我當時就邊工作，邊等消息，等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感覺是失而復得。
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時的心情，和現在中學剛剛畢業的同學不太一樣，既有一種激動的心情，感覺自己十年夢圓，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又有很冷靜的思考，畢竟我們耽誤了10年。10年到農村去，有了各種社會經歷，得了人生的經驗和體會，也叫做上了社會大學。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規地上大學，而且是在全國知名學府讀書，機會實在是難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李東生：高考給了他第二次生命
TCL董事長李東生，1978年高考從惠州考到華南工學院（現更名為華南理工大學）。1982年大學畢業后，李東生選擇了回惠州老家，被分配到惠州科委當機關干部。李東生卻不滿足，自己聯系了一家合資企業“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只有40人的企業，但那時已算是惠州跟電子沾邊的“大廠”了，也是以后發展起來的TCL集團的第一家企業。憑著踏實、執著的工作態度，李東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車間副主任、主任，28歲時被任命為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實現了人生的第一次飛躍。他在TCL展開“消費革命”，開創了TCL的銷售額新高。
張藝謀：上大學就是為了謀出路
張藝謀也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后又調進咸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張藝謀經過一番曲折的爭取，被破格收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
在回憶高考時張藝謀曾說：“沒高考，沒現在。”他回憶自己的高考時說：“我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又在咸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之后，1978年，機會來了，我聽說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復高考后的首次招生。趁著去沈陽出差的機會，我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從自己拍攝的一大堆攝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考場。進了電影學院，我發現同學大多是電影或藝術世家子弟，像我這種從外地來的很仰視他們，我不覺得電影學院是我能進的學院，我覺得它更像一個貴族學校。其實，我當初想要上大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謀出路，再實際點兒說就是得到免費教育，包分配。只要是大學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樣。1982年，我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廣西電影制片廠。這時候，我的人生才再次開始。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在的一切。”
顧長衛：高考就像一道光
顧長衛回憶高考時說“那就像一道光。”顧長衛是1976年高中畢業的，按常理應該到農村插隊落戶，但因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里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進街道工廠當工人之類的機會。但“混”了兩年后，這樣的機會也沒輪到他頭上，最多就是打打臨時工。1978年的高考，顧長衛運氣很好。此前他并不知道還有北京電影學院這樣一個大學，只是因為學過畫畫，而電影學院攝影系是要考畫畫的。另一個原因是，顧長衛曾在初三的時候和二十幾個同學在當地的少年宮做義工，為他們畫一些海報、宣傳畫之類，經常能得到免費的電影票，這段時間讓他有機會看了許多電影。考慮到電影學院招生考影評的環節應該不是難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報考電影學院碰碰運氣。顧長衛后來在說高考對自己的影響時曾說：“事實證明，我們比父輩們要幸運很多，社會的變革為人們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陳凱歌：沒高考，就沒《霸王別姬》
著名電影導演陳凱歌1952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他還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當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1978年8月參加高考，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學習。之后執導過《黃土地》、《大閱兵》、《孩子王》、《霸王別姬》、《風月》、《荊軻刺秦王》、《無極》、《梅蘭芳》等電影作品，多次榮獲過國際大獎。陳凱歌至今仍為惟一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華人導演。
易中天：直接考研的“學霸”
易中天1981年畢業于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并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長期從事文學、美學、歷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是央視《百家講壇》“開壇論道”的學者，其主講的“漢代人物風云”、“易中天品三國”系列首播即獲熱評。2007年，易中天以6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2007第二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3位，引發廣泛關注。1977年恢復高考時，他正擔任中學老師。擔心自己與學生同場考試的尷尬，他放棄了當年冬天的考試，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
肖復興：擦著年齡上限進大學
當代著名作家肖復興，曾到北大荒插隊6年，當過大中小學教師10年。1978年參加高考考入中央戲劇學院，1982年畢業。現任《人民文學》雜志社副總編。曾寫文章《高考故事——1978》詳細的敘述了自己恢復高考后考大學的經歷。他說，在廢除高考之前，他就被學校老師推薦去中央戲劇學院，但是因為當年廢除高考就此作罷。1977年恢復高考的時候，中央戲劇學院招生的條件之一是年齡在18-31歲之間，而當年，肖復興正好31歲。這或許就是他與中央戲劇學院的緣分。
劉震云:文章多次成高考題的作家
劉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縣，是當代著名作家。1978年至1982年，劉震云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畢業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家。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劉震云以1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發廣泛關注。并以《一句頂一萬句》榮獲“茅盾文學獎”。
陳嘉映：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書桌
1976年前后，時局急促變化，陳嘉映一再告誡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書桌”，一邊做些翻譯，如動手翻譯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邊讀書。
陳嘉映弄到了一張北京圖書館借書證，借到弗洛伊德《釋夢》外文原版。結果，他對釋夢著了迷，一發不可收拾。“……每早醒來，都把夜里的夢回憶一番，然后試做解釋，也經常打探朋友們的夢，套著弗洛伊德的理論加以解釋，他們有時覺得解釋得還怪有道理的。”
當然，繼續閱讀才是“正經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陳嘉映對整個心理學的興趣，他完全摒棄此前閱讀的蘇聯心理學家，轉而攻讀“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學著作。
1977年陳嘉映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的，1978年5月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19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后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后調往華東師大哲學系。主要譯著有《存在與時間》、《哲學研究》、《哲學中的語言學》，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哲學、科學、常識》等。
羅中立：考區最后一個報名的考生
羅中立，四川美術學院院長。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剛得到消息的時候也沒怎么激動，當時我正準備成家呢，白天去山里買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順便畫一些連環畫，在縣城也小有名氣。身邊的小同學都去報名高考，一些畫得差的干脆拿著我的畫去報考。”羅中立回憶道。“報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羅中立沿著大巴山腳下的周河，走了20里路，才來到縣城，可白天報名已經結束。他來到招考老師的招待所，找到招生辦的老師，好說歹說才讓他們‘看在川美附中的面子上’，臨時在報名表上添了個羅中立的名字，于是成為考區最后一個報名的考生”重慶畫家羅中立，喜歡用“陰差陽錯”來感嘆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個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勸說下，極不情愿地沿著河邊走了20里路來到縣城，擠上了高考報名的最后一班車。三十年后，他已是當初自己報考的這所西南重鎮美術學院的院長。
77級、78級大學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個群體。1977年招生的專業較少，有不少專業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于是這些78級大學生也等于是這些專業的首批大學生，類同于77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錄取率極低的高考。1966年停廢高考，1977年9月決定恢復高考時，考慮在中斷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允許1978級高中生的優秀者提前報考，起初預計13個年級累積的考生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后來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中專，結果1977年最后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
后來，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后錄取了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雖然也有擴招的舉措，總共錄取了40萬人，錄取率也僅為6.6%。也就是說，當時包括了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多數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錄取線以上。
因此，77、78級大學生，是一個多數人經歷過上山下鄉磨練的群體，是一個歷經艱辛終于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幸運的群體，是一個經歷了最激烈的高考競爭后脫穎而出的群體，是一個大浪淘沙后特色鮮明的群體——這，恐怕也是造就他們日后非凡人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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