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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魯大學校徽上書寫著“光明與真知”幾個字。前任校長理查德·萊文曾說：“教育人們服務于社會并不意味著教育必須集中于掌握實用性的技能。耶魯追求為學生提供一個寬廣、自由的教育面，而非狹窄的、職業性的教育，以便使他們具備領導才能和服務意識。”

　　北京大學校徽突出一個辦學理念——大學要“以人為本”。北大原校長許智宏說，真正的“大”學，學術之大，責任之大，精神之大，盡在其中。許多畢業多年的北大學生回想起來，都不約而同地提到，北大給學子們最寶貴的是“自由獨立，兼容并蓄”的精神。

　　哈佛大學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寫著VERITAS字樣，意為“真理”。哈佛大學校訓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寫的，意為“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1869年至1909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查爾斯·威廉·艾略特從根本上使哈佛蛻變為現代美國的研究型大學。

　　清華大學校徽是由三個同心圓構成的圓面。外環上下是英文校名;中環左右并列著“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兩個詞組，它們出自《易》乾坤兩卦的大象辭，最先是1914年由梁啟超先生在清華演講時提出。前任校長顧秉林在2003年任職致詞中正式提出清華精神為“愛國奉獻、追求卓越”。

　　領袖一詞，并不僅僅意味著政治領域的精英，盡管它包含了這一群體。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領袖意味著在各行各業里要發揮示范引領作用。他需要有堅定執著的信仰和理想，博大深邃的思想和想象力，在面對復雜問題而其他人束手無策的時候，能夠準確地判斷形勢，迅速地指明方向，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并憑借巨大的感召力激勵帶領一批追隨者，堅定不移地向既定目標努力前進，不斷攀升一個又一個人生和社會的高峰，創造出不同凡響的業績，為國家、民族、世界乃至人類作出新的貢獻。在人類歷史的各個時期，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包括政界、學界、商界、藝術界乃至一切領域，我們都可以看到這樣引起巨大關注的領袖人物。

　　并不是每一所大學都能設定這樣的培養目標，也不是每一所大學都能實現這樣的目標。那么，什么樣的大學才能培養出領袖人才?綜觀培養出大量領袖人物的世界一流大學，如哈佛、耶魯、牛津、劍橋、東京大學等，幾乎都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

　　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綜合性大學

　　首先，這些大學無一例外都是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見長的綜合性大學。這和以培養工程師為主的工科大學完全不同。前者培養領導者，后者培養追隨者——這里的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分類并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也不意味著誰更優秀，僅僅只是一個性質上的分類。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學科特點的分類。也就是說，由于客觀上存在著理科和工科的不同學科特性，決定了綜合性大學更容易培養領導者。如果工科大學也要培養領導者，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當然這絕不是絕對的。

　　讓我更清晰地闡明我的觀點。托馬斯·庫恩曾經正確地指出，常規科學研究的任務在于解謎，“即以一種新的方式實現預期，這就需要解決各種復雜的儀器、概念方面以及數學方面的謎。成功的人，證明自己是一位解謎專家，而謎所提出的挑戰正是驅使他前進的重要力量。”科學研究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從原始開端出發的演化過程，其各個相繼階段的特征是對自然界的理解越來越詳盡，越來越精致。假定自宇宙誕生以來，世界處于黑暗之中。科學家的任務就是創造，好比手中擎著一盞明燈，要去照亮眼前的“無知黑幕”。每照亮一片，人類文明就前進一大步，就越接近于自然界的“終極真理”。科學研究發展的每一個新階段，都是對原始藍圖的更完善的實現——元素周期表的發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要求從事理科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必須強調想象力和創新思維。

　　創新是自然科學研究的生命源泉。工程師則恰好相反。他的任務是制造，不能強調創新，必須根據自然科學研究的成果去設計圖紙和方案，然后嚴格按照這些圖紙和方案去制造出實實在在的東西。工科強調的是一絲不茍的執行力，一個螺絲釘都不能安錯地方。如果從事工科的人也強調想象力和創新思維，給你一套圖紙，你說不行，我要進行創新，那么蓋好的樓、修好的橋很可能就會塌掉;造出的汽車可能發動不起來，或者發動了停不下來;發射塔上的火箭可能就會爆炸。當然，工程師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對圖紙和方案進行修正，但那不能被稱為創新，只能是革新。創新是根本性的變更，革新只是技術上的變化。

　　從教育培養角度看，培養科學家和培養工程師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軌跡。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理科思維強的人比較活躍但失之嚴謹，工科思維強的人非常嚴謹但稍顯刻板。事實上，活躍和嚴謹這兩種性格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只不過是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現出不同的長處和短處而已。作為領導者，需要的恰恰是活躍的思維和創新精神;作為追隨者，需要的恰恰是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和不折不扣的執行力。用一句我們熟悉的話說，聽話，出活，這是工科的特點——更關鍵的問題是聽誰的話，出什么活。一項事業的成功必須依賴于這兩種人的共同努力：領導者提供方向和原動力，追隨者貫徹實施。

　　有人會說，既然這樣，如果我們要求理科的人也具有執行力，工科的人也具有創新精神，不就兩全其美，培養出最優秀的復合型人才了嗎?從理論上說的確是這樣。如果真的做到這一點，這樣的人將是非常罕見的領袖人物。我經常要求學生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是，要求理科的人具有執行力是相對比較容易做到的，而要求工科的人具有創新精神則非常困難。這同樣是由學科特點決定的。一般而言，嚴謹可以訓練。一個思維活躍的人想要變得更為嚴謹些，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小事做起，每一件事都一絲不茍地完成，訓練幾年就會養成習慣，習慣就可以改變性格，盡管真的做到這一點也極為艱難。但創新精神從本質上說不可訓練，它只能靠熏陶，靠感知，靠培養——所以本文的標題叫“培養領袖”而不是“培訓領袖”。領袖氣質只能被培養，而不能被訓練。

　　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性大學

　　其次，這些大學無一例外都是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性大學，為培養領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作為領導者，必須視野寬闊，能夠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東西——大部分人看到的是昨天和今天，少數人能看到明天，只有領導者能夠看到后天。見多才能識廣，居高才能臨下。張藝謀是藝術界公認的領袖之一。當被問及為什么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演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時，張藝謀的團隊評價說，這是因為張見過了最好的東西，所以他知道什么叫最好。只有具備廣闊視野，你才能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看清事物的本質，迅速辨清方向。這是領導者最重要的必須具備的優秀素質之一。畢竟，未來的世界是不確定的，充滿了變數。隨著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變化的速度會越來越快。我們不可能指望用十幾年前在大學里學習的知識去應對當下變化的世界——事實上，也無法應對。

　　因此，你必須學會用寬廣的視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運用綜合創新的思維去解決問題。為什么領袖人物大多出自學科齊全、實力雄厚的綜合性大學?關鍵就在于，齊全的學科為你提供了多學科的廣度，提供了解決問題的不同角度和思路。你見到的越多，你的思維就越開闊，你在面對各種復雜局面和問題時就會越有辦法，你就越具備成為領袖人物的潛質。

　　人文精神傳統非常深厚歷史悠久的大學

　　第三，這些大學無一例外都是人文精神傳統非常深厚的歷史悠久的大學。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除了上面提到的創新精神和寬廣視野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素質是，你必須對你所從事的事業充滿激情，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世界級魔術大師胡安·達馬利茲在回答是什么使他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時候，他說，是激情，是渴望看到觀眾在表演結束時眼中流露出的不可思議與贊嘆，是渴望帶給觀眾快樂的使命，就像是在體內燃燒火焰，并用這種火焰去感染別人。其實，豈止是藝術界，在任何領域，一個領袖人物都不可能只為自己而存在，他必須為一個更廣大的社會和人群服務，在這種服務和獻身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缺乏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理想的人，既不可能提出什么偉大的思想和理念，也無法感染激勵周圍的人追隨他一起為一個目標而奮斗，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任何意義上的領導者。也許他會賺很多錢，也許他會有一個穩定的收入和幸福的家庭，但他只能是一個追隨者，充其量只能位居高端，而不可能位居頂端。

　　那么，歷史上缺乏人文精神傳統的大學能不能使自己變得更人文一點呢?可以，但這是一個非常漫長而痛苦的歷程，其漫長度需要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衡量。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傳統，不可能通過在短期內建立一些學科，引進一些人文教師，開設幾門人文課程就可以實現。它是一個慢慢形成的場域，要靠幾代人一點一滴的心血和智慧凝結而成。這的確是非常艱巨的任務。那些培養出大量領袖人物的世界一流大學是通過集合了在各個領域領先的學者和科學家才有了現在的地位。這同時也需要時間。哈佛和耶魯花了幾百年的時間才達到牛津和劍橋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學(兩者均建成于1892年)在半個多世紀之后才獲得了世界級一流大學的贊譽。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亞洲大學——東京大學，建成于1877年。現在，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中國大學正在朝著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奮力奔跑。這是我們的民族夢、中國夢。我們希望通過不懈努力，有朝一日，當世界上最頂尖的學者中有不少中國大學的畢業生;當中國的畢業生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就職都能以其實力贏得肯定和信任;當中國學者以其杰出的學術成就贏得國內外同行發自內心的尊敬;當他們解決了國家急需的重大問題，并起到創新人類文明、引領社會發展的作用;當提到這些培養畢業生的中國大學時，無論師生、校友，還是同行、朋友，世界各地熟知或不熟知的人都能由衷地肅然起敬，那時的這所中國大學，應該就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一流，我們的祖國也將因此而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