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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異常復雜。復雜之處在于：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和創出新高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交織疊加在了一起。

　　有媒體報道稱，今年高校畢業生達到了空前的699萬人——和去年相比，絕對增量達19萬之眾。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影響下，企業效益下滑，普遍出現減崗和降薪問題。

　　也由此，出現了所謂“最難就業年”之說。

　　那么，問題真有那么糟嗎?疊加效應下有沒有解決辦法?

　　在我們看來，盡管壓力巨大，如果多方積極入手，仍能找出解決之道。

　　毫無疑問，和當下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一樣，大學生就業也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就業人口呈現出地域、行業、企業規模和所有制層面的多重偏好。在這種偏好下，出現了許多中國獨有現象。

　　調查顯示，大學生就業問題集中區域也正是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比如北上廣等城市，都是應屆大學生畢業生的首選，而很少人愿意到西部就業。一項對3000余名本科畢業生的調查表明，首選到北京工作的高達74.8%，首選去中西部地區的僅有2%。

　　從行業和公司類型來看，偏好更加明顯：金融、電子信息產業等成為重點追捧對象，基層服務類企業乏人問津。從所有制角度來看，大型國有企業“一票難求”而大多數民企卻淪為“第二選擇”。

　　我們認為，結構性問題必須用系統的方法來加以解決，既要做長期方向上的引導，也要通過短期干預政策來加以紓解。

　　長期而言，要解決教育體制和現實需求結合的問題。以當下就業明顯遇冷的人文社科專業為例，供過于求的重要原因是學校此前的盲目擴招，近年來人文社科類專業的擴招規模遠大于理工專業導致人才結構性扭曲。此外，現有教育培訓體系缺乏就業市場需求導向，缺乏對新技術新行業的深入研究，大學生在知識和技能結構上與人才市場需求嚴重脫節。還有，由于缺乏配套的實習就業安排，在校生往往直接從書堆里被推向社會工作崗位，缺乏適應過程。

　　如何加以解決?首先要加大前端培訓。以德國“慕尼黑模式”為例，其強調學校、中介和用人企業三者的戰略結合，很早就有計劃安排大學生進入實習基地，從而避免了就業無的放矢局面。事實上，許多成熟市場國家都將大學生就業作為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戰略加以重視，學校、企業以及學生本人都積極參與其中，實現了從學生到職場的平滑過渡。

　　長期引導需要時間，人們更關心短期怎么辦?

　　在我們看來，短期需要包括政府、學校、中介機構、用人單位、學生以及家長在內的六方共同努力。尤其是，要在改變觀念的同時讓學生盡快就業獲得寶貴工作經驗。事實上，正如前面所言，許多民企特別是中小企業之所以找不到合適的人才，更多原因是拿不出有吸引力的條件。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企業沉重的負擔以及艱難的發展環境。這既有生產經營方面的困難，更有“彈簧門”和“玻璃門”背后的問題。

　　吸納就業，如同海綿吸水，“海綿”變大，變得更富空間才可以吸納更多“就業之水”，而讓民企卸下過重的負擔而輕裝前進，正是這一變化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