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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窗苦讀12載，當考生爭先恐后闖高考這座獨木橋時，有人春風得意，如愿以償；有人郁郁寡歡，鎩羽而歸。此前，教育部副部長魯昕透露，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技能型和學術型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
一道現實的問題擺在考生和家長的面前：技能型高考和學術型高考，到底應該如何選擇？
“中國教育的出路在于科學合理分流”
“第一種高考模式是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第二種高考模式就是現在的高考，學術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學術型人才的高考分開。”魯昕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上說。
魯昕同時透露，教育部將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型轉變的工作。據統計，我國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魯昕表示，這就意味著有50%的學校要淡化學科、強化專業，按照企業的需要和崗位來對接。
據了解，近年來，我國每年從中高等學校畢業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總量約1700萬人，其中700萬左右是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700萬左右是高等學校畢業生，這其中中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本科各占一半。2014年我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將達到727萬人。
“隨著社會分工的逐步精細化，從整體結構上來看，中職畢業生就業率能達到95%左右，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在70%左右。這就產生了結構性的差異，導致技術技能型崗位崗多人少，很多企業都招不到技術型人才。”長春市實驗中學校長遲學為說。
在遲學為看來，實現技能型和學術型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最符合中國教育的實際。“中國教育的出路在于科學合理分流。從人本位的角度來講，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要把不同的人培養成更不同的人，而不是培養成一種人。”他說。
遲學為認為，當下中國的教育現狀是家長和學生都很焦慮，學生不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里，家長不清楚孩子的個性適合從事什么。從就業的角度考慮，讓所有人成為學術型人才是不現實的。
盲目無規劃成為擇業“軟肋”
32歲的張千是吉林省農安縣人，幾年前他從長春某高校軟件工程專業畢業后就面臨失業的窘境，賦閑一年后，他找到了一份客車廠臨時工的工作，每個月不到2000元的工資使他的生活入不敷出。專業不對口、工作沒熱情、工資待遇差，苦“熬”了三年之后，他終于下了辭職的決心。
同樣來自農安縣的劉磊今年25歲，別看他歲數不大，但在“社會大學”中他算得上是張千的“師兄”。高二沒念完的他就只身一人闖社會，偶然間，他看到了長春某家具城招收貼壁紙學徒工的告示，他便報了名。頭一年，他專心學習手藝，分文不掙。第二年手藝漸漸熟練，每個月可以拿到兩三千元的工資。干了兩年以后，他就可以獨立攬活，一個月八九千元的收入不成問題。
在老家，鄉親們自然而然將二人進行比較，“念了四年大學還趕不上高中沒畢業的，這學不是白上了？”張千在家人的勸說下，決定放下身段和劉磊一起干裝潢。雖然目前張千還處于學徒階段，一個月也就兩千多的收入，但是他很滿足，“當初考大學有點急功近利，并沒有對職業作出清晰的規劃，畢業后仍然迷茫。現在學會了這門手藝，這輩子是餓不著了。”張千說。
這類事例在當今社會并不鮮見，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黃也平認為，中國歷史上一直有“輕工”的傳統，而現實中，技能型人才從事的工作勞動強度比較大，穩定性較差。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里，就業不是短期行為，不能單純地看短期就業難的問題，而是要看可持續性和發展性，時下，這正是技能型人才就業的“軟肋”。
“想要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狀，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社會要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轉變，轉變為個人能力的推崇。”黃也平說。
“技能型”、“學術型”殊途同歸
“上初中的時候就是想考個好高中，高中的時候就是想考個好大學，至于以后從事什么職業都是大學即將畢業的時候再去想的事情。”當問及職業規劃時，長春市一所高中的劉同學這樣說。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像劉同學一樣，對未來的職業選擇盲目無規劃的學生不占少數。看高考分數、聽父母安排成為受訪學生的主流心態。
遲學為認為，在技能型或學術型的選擇上，教育首先要做好“兩個引領”。第一，人生規劃需趁早，盡早引領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認識自己、了解自己。
“另外，社會要大力倡導、弘揚正確的擇業觀、就業觀，如今扭曲的社會風氣讓很多家長認不清形勢，認為上二三類大學毫無意義，考不上好大學就一無是處。如果社會上能夠倡導引領正確的擇業觀、就業觀，就會改變教育者、家長和學生的觀念，節省社會資源，避免人才浪費。”遲學為說。
對于實現技能型和學術型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付誠認為，所謂的學術型培養方式是基于理論研究為主的，進行更加精深的研究；而技術技能型培養方式更加強調實用性，“上了技能型的院校你也可以繼續深造，可以讀碩士、博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無論在什么崗位，只要人盡其才，都會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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