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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已經計劃到悉尼去辦學。”近日在河南鄭州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上海一位高校校長的話讓與會者頗感振奮，在強勁的國外優質教育資源輸入勢頭中，已經有中國高校在謀劃“輸出”。
據最新統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規模為46萬人，約占高等教育3700萬在學規模的1.2%。占比雖不高，但地位卻非同尋常。用中國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的話說，它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增長極”。
這種增長極，既指規模，也指內涵。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從現在的40%提高到2020年的50%，邁過普及化門檻，這個空間有一部分留給中外合作辦學。從內涵來說，中外合作辦學也被承載了推動國內高等教育改革“鲇魚”的角色。
近幾年，不少家長和學生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趨之若鶩，也的確給高等教育帶來了發展新動能。但接下來，中外合作辦學的路該怎么走？
布局是否合理？避免“一窩蜂”
當下備受高校關注的第四輪學科評估中，首次將中外合作辦學納入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實，專門針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評估早已開展。據教育部學位中心主任王立生透露，教育部學位中心從2010年起先后對中外合作辦學開展了5次評估，評估增強了辦學單位規范管理、依法辦學的意識，推動優質資源引進，提升比例達10%—20%，但也發現了中外合作辦學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學科重復問題突出，部分專業設置缺乏長遠規劃；優質教育資源總體水平有待提高。
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提供的統計數據與評估結果一致。在學科專業布局方面，工學項目占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總數的36.8%，管理學項目占25.9%，兩者高達62.7%，而農學、法學、歷史學等學科領域辦學相對較少，三者僅占3.7%。在層次結構布局上，博士學位教育項目較少。
“中外合作辦學要加強頂層設計，這種設計的順序應該是從政府到學校，再到機構和項目，不能逆向，否則就會導致盲目性，如政績工程、面子工程，會出現‘一窩蜂’現象。”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輝認為，中外合作辦學現在進入“提質增效”的關鍵時期，當前頂層設計要破解3個難題，而這3個難題都是“強調多年，至今還必須反復強調的”：中外合作辦學的政策界限、中外合作辦學的公益性、中外合作辦學的布局。
當下，中外合作辦學水準的差異還比較大。亦有學者提醒，有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規范性不夠，在內部管理上，缺乏質量監督機制，對各國教育體系缺乏了解，僅僅局限于課程嫁接，很難建立符合雙方實際的質量標準。
最近，中辦、國辦出臺《關于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全面指導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綱領性文件。該《意見》提出，要增強服務中心工作能力，自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推動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
而現實的挑戰是，中外合作辦學發展不均衡，地區之間存在差異，比如，尚有3個西部省份沒有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最顯著的不均衡是中外合作辦學間的不平衡，大多是我們依靠發達國家的先進資源，呈現不均衡性。2011年成立的老撾蘇州大學，是我國在海外創建的第一所高等學府，此外，廈門大學赴馬來西亞辦分校，也引起高度關注，其他高校的境外辦學則以項目模式為主。
“中外合作辦學除了講求辦學效益、經濟效益，還要強調發展效益，我們應該逐步提升自身面向國際教育的供給能力，特別是在輸出上有所作為。”上海大學副校長龔思怡認為，該校已有悉尼工商學院、巴黎國際時裝藝術專修學院、中歐工程技術學院、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4所中外合作辦學的二級學院。接下來，學校計劃到悉尼辦學。
質量數量之辯？少些“摸著石頭過河”
據一位官員透露，最初提交到中央有關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文件，名字含有“進一步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到最后公布時被改為“做好教育對外開放工作”。
幾個字的變化，耐人尋味。
數量和質量，一直是國內高等教育面臨的一對矛盾，從擴大規模到回歸質量，路并不平坦。而中外合作辦學從其方興未艾時起，就被一再強調質量，中外合作辦學大范圍屬于中外人文交流，與政治外交、外貿合作被稱之為我國外交的三大支柱。所謂“做好”的深意在此。
在教育部國際司副司長李奇勇看來，中外合作辦學要實現“四個轉變”：從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從吸納學習轉變為逐步輸出，從利益驅動轉變為發展驅動，從盲目發展轉變為有序自律。
在他看來，我國高等教育要走出去并不容易，高校要從現在開始謀劃，少些“摸著石頭過河”，堅持引領標準，而不是向西方的標準靠攏，去給自己劃框框。
“中外合作辦學進入提質增效的關鍵期。”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輝認為，“提質增效”的核心是課程、教學與師資。
一位大學校長坦言，經過幾年的中外辦學磨合，發現真正的焦點是“師資”。
上海紐約大學校長俞立中告訴記者，上紐大師資的數量定為250人，但是現在只有150人。學校不會為了盡快補充發展規劃中預設的學科招聘崗位，降低招聘的質量標準——標準是出于國際同領域的前2%的水平。對于師資之所以采取寧缺毋濫的審慎，是因為學校在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形成一支結構合理、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國際化教師隊伍。這被看作是學校定位目標能否實現的基礎。上紐大的教師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與紐約大學共同聘用；二是紐約大學按其標準和程序在全球為上紐大招聘，權力交給紐約大學；三是國內外聘用的兼職或者客座教授。
但像上紐大一樣堅守的并不是全部，質量仍是中外合作辦學的挑戰。林金輝認為，中外合作辦學師資水平有所提升。但是一些辦學機構、項目落實政策措施不到位，師資建設難以體現中外合作辦學特色和法規政策的規定；一些辦學者由于短期經濟利益的驅動，壓縮師資引進和培養成本，引進師資數量和質量存在“缺斤少兩”；一些外方合作院校師資安排捉襟見肘，“飛行教學”所占比例屢破紅線；降低門檻，臨時招聘，濫竽充數的現象時有發生。
國際慣例和國內實際如何對接？制度創新尚需探索
目前，中外合作辦學還存在一個難題：如何兼顧國際慣例和國內實際，如何實現高等教育輸出方和輸入方的平衡？畢竟，在中外合作辦學中，不可避免地要對接國際制度體系，實現對傳統大學的制度進行創新。
一所獨立法人設置的中外合作辦學大學校長跟記者袒露，在具體合作中，美方負責提供與美國本校相同的課程設置、教學資源以及師資，中方提供校園設施和行政后勤管理。但是外方普遍對中外合作辦學的硬件設施要求較高，中方很難測算外方的實際投入，雙方很容易在核心價值和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
如何解決好體制創新這一根本問題，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高等教育國際化之路，的確不易。在寧波諾丁漢大學黨委書記華長慧看來，中外合作辦學應該有個基本立場：既堅守“中國立場”又具有國際視野，當下有些辦學中本土被弱化的現象應該值得警惕。
有調研發現，有的中外合作辦學中，存在黨建工作不到位、黨組織缺失等問題。其實，強調教育主權意識，在各國都是如此。針對中外合作辦學，如何體現教育主權的問題，林金輝認為，能起到最大作用的是黨委，如果說中外合作辦學是中國教育改革的“特區”，那么，黨的領導沒有“特區”。
“我們在辦學實際中，會發現大量的時間用來向外方解釋，因為體制機制差異太大了。就拿財務制度來說，如果沒有雙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很難維持良好的運行。”龔思怡說，學校經過對接國際制度體系，在實踐中建立起一套制度，可以向其他大學加以推廣。比如，該校悉尼工商學院在辦學過程中，探索出的國際聯聘制度、中澳雙軌會計制度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們現在能做到，一張會計票證可以出來兩個不同的票據，在中澳之間輕松轉換。”龔思怡說，由于中澳之間會計制度分別采用“收付實現制”和“權責發生制”，兩校之間的財務制度在對接的過程中存在根本的制度障礙，學院在會計專業教授參與設計下，首創了中澳雙軌制的會計核算體系，成功實現了兩種財務制度的系統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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