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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仔說
美國名校生，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很多家長都希望可以把孩子送出國學習?？墒敲绹拇髮W生和中國的大學生本質的差距在哪呢？
中國大學生應該和美國大學生一樣，有著自己的迷茫也有著自己的想法，希望這篇文章也可以啟發到我們中國的大學生，找到生命中重要的東西，不再迷茫。
那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
作者 | 〔美〕威廉·德雷謝維奇
“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Atlas）曾經這樣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學生：他們雙修專業，擅長體育，諳熟多種樂器，掌握幾門外語，并參加為世界某貧窮地區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幾項個人愛好?？傊?，于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于外，扶貧濟困魅力無限。我們似乎不得不向這一群內外兼修、無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種羨慕敬仰的目光。
在《自由》（Freedom）一書中，約翰·弗倫岑（Jonathan Franzen）這樣描述頂尖文理學院的學生們，“他們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度悟性”。
這就是我們對當今這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印象，他們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最后贏家。
但是現實與我們的印象大相徑庭：從我教過的學生中，包括我在美國各大校園接觸過的相當數量的學生以及過去多年曾經與我通信的幾百位學生，再加上我曾經閱讀過的學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來看，當那層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后，你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的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么同樣是這群學生，他們進入大學之后，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 我也許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魯錄取。
選擇自殺的耶魯大學畢業生韋納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群學生根本不會自愈。一項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大規模調研發現，大一學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評估已經跌落至25年以來的最低谷。
美國心理學會曾經公布一份名為《大學校園的危機》（The Crisis on Campus）的報告。該報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學生覺得自己“無望”；接近1/3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12個月中，由于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
大學校園的心理咨詢服務的需求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攀升，現在幾乎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在接受過服務的學生群體中，被診斷有嚴重心理障礙的數量翻了3倍，接近整體人數的一半。
斯坦福大學在2006年就本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組建了一支行動組，斯坦福大學的副校長提出警告：“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心理上出現了輕重不等的問題，有自卑、發展性障礙、沮喪、焦慮、飲食疾病、自殘、精神分裂癥和自殺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學的校長也曾經向我表示，我們的年輕一代似乎“被一場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圍”。
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情況根本沒有絲毫改善，而且事情在進一步惡化。大學給予了學生們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需要的是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學生并未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會選擇依賴抗抑郁或者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應對困難和諸多的不適。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曾經有一位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們這群人是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要是哪天車輪子掉下來的話，那肯定會發生在大學這條路上。”
類似的掙扎絕非個案。一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教學的老師就經歷過一件這樣的事。他回憶道：“前幾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備受學習壓力的折磨，在我的辦公室里討論畢業論文的時候，暈了過去。”另外有一位正在從斯坦福大學辦理轉校手續的學生也分享了他的心聲：“如果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從于這個系統。我看到過我身邊不少朋友，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個人探索、課余活動等等。而這些犧牲恰恰又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一位耶魯大學的學生說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許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魯錄取。”
“ 在大學里，我們根本就難以維持一段有內涵的戀愛關系。
扎克伯格的戀愛史或許是名校生中的一個反例
孤獨的力量是強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學生曾經這么說：“在耶魯就讀時，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魯學生告訴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緩腳步，結交真正的朋友。在那個時候，去看一場電影甚至都是件新鮮事?！豆痣s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擅長社交的哈佛學子：他們總是在趕場，忙碌著從一場活動趕往下一場活動，見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約會；這種交際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船，只見輪廓，不見實體。
這些年輕人擅長廣交人脈，但是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跟真實的友情大相徑庭。大學的戀愛無非就是各取所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Ross Douthat）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種現象：男女之間存在的“炮友關系”就是為了在最方便滿足自己性愛需求的同時，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職業的發展。一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直言不諱地講出：“我自己就是這么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大學里，我總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歡的對象也總是很忙碌。我們根本就難以維持一段有內涵的戀愛關系。”
我們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更高更偉大的目標。這種被動的壓迫和緊張導致了這些名校生不能從容地去發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遺憾的是，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們身上這種無時無刻追求成就的壓迫感的。
更糟糕的是，這種被動的壓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殺傷力的是名校生們內心的恐懼，他們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擔心自己成為一位眾人眼中的屈服于壓力的弱者，因此他們拒絕示弱。
這些名校生從中學到大學，是一群被公認的“斗士”。他們似乎渾身上下都洋溢著自信，而這種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護和滿足社會預期的綁架。當邁入大學之后，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廣泛和深入，學生們左顧右盼，環視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聰明，更加突顯“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此時此刻，他們選擇了謹言慎行、喬裝自己，其實內心卻是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 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們只對成功充滿熱情。
除了因朋友之間關系脆弱而感到孤單，這些年輕人與自己也沒有建立起來深層的關系。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開始，這些名校生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磨煉”，甚至是“魔煉”：學校俱樂部、樂團、大小團體（音樂，體育等等）、AP課程、SAT考試、晚間活動、周末安排、夏季課程、體育訓練、課業家教、“領導能力”、“為他人服務精神”，等等。為了完成這些，為了能夠“修成正果”，學生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對大學的憧憬。從小到大，這些年輕人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而奮斗。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從未被思考和探索過。當他們被艾姆赫斯特學院或者達特茅斯大學這樣的名校錄取之后，不少學生迷茫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去那里，他們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標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書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經與我交談，她指出，年輕人并不擅長關注與他們有內在聯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魯大學學生告訴我：“你不可能告訴一個耶魯學生，去找你的摯愛吧。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們只對成功充滿熱情。這就是我們初到耶魯時最真實的狀態。”
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前院長曾經說過：“太多的學生，在頭一兩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機上循環，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機驟然降臨，如美夢初醒一般，對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來自康奈爾大學的女生更加坦白地總結了自己的過去、現狀和將來：“我討厭自己的活動；討厭自己的課程；厭惡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將來的工作也將會是令人厭惡的。我將如此度過余生。”
成年人大都對這些現象沒有意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審視事物的角度錯了。在過去，對于一位成績全A的學生，我們大概能夠推測，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現在同樣是成績全A的學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隱患。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牧師羅比·帕特里西婭·卡琳-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經披露：“我們的學生，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總是有辦法取得全A的成績。其實對于他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看清并認識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爭取高分的目標掩蓋了自己的雙眼。”
“ 學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創造類的挑戰的，前提是做這些事能夠幫助他們拿到A。
之所以難以發現隱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擅長掩蓋自己的問題。當我在耶魯工作時，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沒有意識到我自己的學生并不快樂的嚴重性。只有當我不在耶魯任教，脫離了那種師生關系或者學校和學生的關系時，不少學生才愿意敞開心扉。之前書中談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來，給人的感覺絕對是很積極正面的——風趣，友好，真實，聰穎，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學生，同等的優秀，相當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認，自己在大學期間其實極其煎熬。可以想象，當這些學生在高中畢業之際，已經身經百戰，他們知道如何討好自己的老師和教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調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畢業、小有成就的社會精英）。在這些歷練之下，這些學生在大學之前已經鍛煉成一群彬彬有禮、討人喜歡、親和帥氣、口若懸河、八面玲瓏的才子佳人。而正是這些外在的形象同時被他們“內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這些煎熬是出自學習本身，這也已經夠讓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美國最頂尖的大學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學生的優秀：他們的SAT平均成績，來自高中前10%的占比，錄取門檻的高端，加上我們崇拜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數據等等。千萬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如果僅僅從學習成績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這些精英學子，他們是絕對能應付所有的挑戰的。
問題關鍵在于，許久以來，學生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在他們的教育中，大局的認知是很薄弱的。他們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學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學分校教書的朋友交談時，這位朋友抱怨他的學生不懂得獨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魯學生雖然會思考，但也只是在我們要求他們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會去做。進一步來說，我所任教過的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往往都是聰穎、有創意并思維縝密的年輕人。我非常喜歡跟他們交流并向他們學習。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的學生只是甘于服從學校給他們設計好的框架。鮮有對思考本身抱有極大熱情者。更少有人能夠領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長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旅程必須是學生本人為自己設計和踐行的。
對學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獨創。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學院任教的朋友曾經與我分享過這么一個故事：他的一位學生為了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來找他尋求寫作方面的幫助，但是這位學生之所以現在有時間尋求幫助，是因為他已經被醫學院錄取。倘若他現在還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學生，他肯定不會額外花時間來學習寫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頂尖的文理學院教藝術的朋友說，她的學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創造類的挑戰的，前提是做這些事能夠幫助他們拿到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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